鲍昆的博客

姜纬：现时的中国摄影需要什么？

姜纬：现时的中国摄影需要什么？

--我在2008北京摄影季高峰论坛的发言及感想

六月十九号下午，我在北京摄影季高峰论坛作了简短的发言。由于时间关系，实际上就是念了一下用PPT呈现的提纲，对内容稍作了解释。从我开始想这个提纲，就清楚最终得写一个比较长、比较详细的文章来作个交代。

关于此次论坛，就如事后我对某主编讲的：这是迄今为止我参加过的论坛、研讨会中，最有质量的一次了。相信已有媒介做比较详细的介绍，我就不再论述了。

在回上海的飞机上，我觉得这些天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人和事情挺多的，比较详长的文章可以放一放再做，我可以先东拉西扯地把发言提纲和心里的感受结合起来，觉得蛮有点意思，朋友们也喜欢看这样的文字，小圈子里十个人欣赏与一千个人喜欢，我历来是选择后面。于是，就先有了如下这些文字。

我的发言提纲

一．在严格意义上衡量，摄影在现时的中国已经死亡，或者说至少是在死亡的过程之中。尽管从表面上看，摄影是前所未有的多元与繁荣。

二．原因就是：我一直认为摄影是所有视觉艺术门类中和历史、现实的关联是最紧密的，这正是摄影独特的本质，和它生存、发展的价值所在。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国近二十多年以来直到将来的社会进程中，摄影的特质和它的价值理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发挥，它应该具有与时俱进的主动的能力（关于灾难的大量新闻照片毕竟还属被动的），但现在的中国摄影正在大踏步地从这样的本质和价值观中退出。

三．中国摄影正困顿于精神叙事的坚城之下，照片中充塞着摄影师们对现象和行动的理解--借来的、权宜的理解，这样的理解在较小的规模上或可敷衍，但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较大规模和较长时段的表现中就显得捉襟见肘。

四．大踏步退出的原由一是中国特色商业化的诱惑，二是缺乏文化底蕴。中国特色商业化的诱惑导致人心普遍混乱浮躁，在当代艺术和买卖市场的冲击下，简直是乱了手脚分寸；而缺乏文化底蕴则表现在三个方面：缺乏强大的内心冲动所带出的毅力和自信心，缺乏主动应变的敏感和思辩能力，缺乏必要的严谨的理论学术的保障与支持，以及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教育体系。

五．由于上述原因，中国摄影已基本丧失了它的伦理、信念和价值，简单的说，丧失了存在基础。虽然有不少有识之士已经觉察到了这些情况，并试图尽可能地扭转局面，但大多停留在头痛医头、顾此失彼的地步。

六．因此，我在思考并愿意提供自己的拙见，就是我们在现时需要一种保守主义。我所谓的"保守主义"主张，概况起来就是：既然我们把"与时俱进"往往有意无意错误理解成随波逐流，那倒不如回到摄影原初的理想；既然我们在热运转中经常会晕头转向，那倒不如稍稍休整冷思考一下。比如元代赵子昂提倡的复古保守主义，中国绘画史已经证明那并不是倒退，而是面对大时代的卓越勘乱与匡正。

七．需要保守主义就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摄影的本质和价值，重筑中国摄影的坚实基础，批评历史虚无主义，拒绝社会达尔文主义，停止掠夺性的开采利用，恢复建立自己作为中国摄影人在社会巨变背景下的使命感。

八．总之，中国摄影的保守主义策略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回到摄影原初的理想：摄影与这个高速的目不暇接的世界共处的方式、摄影介入公众意识的方式，应该是--直接面对中国人几十年的复杂经验，维护注视、沉思与记忆的尊严，摄影不应该对着现实背转身去。我们现在是既没有能力注视，也没有精力去沉思，而记忆应有的尊严也被抛弃和剥夺。

写这个提纲，我就知道自己对摄影还是怀有一种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态度，我相信它即使不追求永恒，至少也不该追求速朽。当我们阅读照片时，我们知道人即使在铁一般的限制下依然是能够为他自己做点什么的，他即使是在荒漠般的空虚中依然能顽强地寻求意义，哪怕是他的心突然疼了一下、他的梦突然亮了一下。

我在北京的感受

到北京的第一天，我和几位青年摄影家见了面，付羽、路泞、卢恒，后来又加入了媒体的编辑，吃饭、到工作室聊天到第二天凌晨，中间还去了798和草场地。我没有去过草场地，798也是去年九月某晚参加连州年展在那里的新闻发布会，前后一小时就离开了。这次我参观了好几家画廊，随带观察了些海报以及公共空间，和我预料的一样，没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既猥琐又无聊，不想多说了。

付羽告诉我路泞最近正在建设他的暗房，路泞说有六平方米，他家在四环附近，六平方米的暗房是一种奢侈，更是一种态度。我在论坛发言时讲了这件事情，我说这说明了暗房的主人，他知道了摄影是有局限的，摄影面对世界面对人的态度应该是谦逊的，有许多事情是摄影做不来的，或者是不必要去做的，那么就守住该守住的。路泞给我看了他过去一年做的作品，我蛮激动的，想看看他回归暗房前最后的撒野，即便如此，还是看出小心和谨慎，那是对图片的敬畏。尽管形式大不同，这些图片与他之前的作品是有勾连的，同时，也预示着他的将来。他内心深处的东西很难走样，外面的环境没有对他产生多大负面影响，倒是他的材料，这是做好事情的基础，我高兴的是，路泞具备了这样的基础，我曾担心过他走不出来。这些图片将是他整体经历中有价值的部分。付羽说话的用词非常的有意思，说路泞的"建设"就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他说的这个"建设"包含着砖头、水泥、放大机以外的东西。这些天的接触，我觉得付羽有着不同寻常的观察和提炼能力，我一直觉得他的文字好，短促、干燥、平淡、散漫而有筋骨，我不如他，所以羡慕他。比如他说起自己喜欢的照片，反复说了"迷人"这个词，我就想不到，真是好极了，那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迷人的照片、迷人的画册，结合他的暗房，他对于基本功的追求，甚至他工作室很舒适的沙发，经典画册和自制的香烟，在王元化先生认为"已不再迷人"的时代里，就有这样微弱而踏实的笃定，真好。无论怎样，付羽、路泞、卢恒，这些都是有派头的年轻人，是中国摄影未来的希望。

什么是我所谓有"派头"的人呢？一种当然是荣辱不惊、有坚定信念的人；一种是把自己废了，完全有能力赶时髦趋潮流，捞取现世的好处，名利双收，但是觉得累，不值得，把自己废了；一种是吃过、喝过、玩过、红过、看过、热闹过，腻了，然后过简单率性而不失精致的生活；另一种是优秀的中文写作者，他晓得并尽情享用着中文那无边无际的美；还有一种，是说出来、写出来或者拍摄出来的，永远比知道的、明白的要少，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或者事情，即使全都了解也装傻说不懂，不想累着自己，留白是人生的美学，知白才能守黑，除了日本人，其他外国人根本不懂，他们的精神生活质量其实是蛮可疑的。尤泽宏，上海人，当年"北河盟"真正的大哥，彻底退出江湖，过上了非常世俗的生活，可惜是别人的，冷暖是自己的。张爱玲，1937年十七岁在《霸王别姬》里写虞姬自杀时，对怀抱着她的项羽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比较欢喜这样的收梢"；1944年，二十四岁，就写出"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中文用到这样冰冰冷，真是天人。鲍昆老师的博客，最近有两个篇幅，"旺角"和"19日什刹海傍晚"，没有任何文字，只是照片，恰巧他拍这两组照片时，我就在他旁边，"旺角"是今年五月去香港参加连州摄影年展的巡回展览活动，晚上在旺角逛街时拍摄的；"19日什刹海傍晚"就是这次北京摄影季组委会邀请我们到什刹海小王府吃饭时，在进去的半道上拍摄的。两个活动也是热闹的，也是有场面的，尤其是去什刹海那阵儿，他的心里边一定是不平静的，殚精竭虑，甜酸苦辣，可他偏偏呈现了这几张照片，我觉得这就是境界。

选择什么进入脑海、选择什么拿出来，确实是考验。第五届全国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的前身，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吧，在北京办的，班里面出过些名作家，蒋子龙、叶文玲、张抗抗、叶辛。后来有人在书中回忆，有个贾大山，是非常聪明的人，就是写得很少，后来又信佛，又去做教育了，回忆的作者始终在怀疑贾大山是否对于文学没有信心，不是才华的问题，而是觉得这东西无用，因为他来自农村，经历了很多，可能在想这有什么意义呢？再后来生肺癌死了。那个回忆的作者感慨，有时和他们这些底层来的作家在一起，包括后来的路遥、邹志安，会觉得生活是那么沉重，写作真是很轻薄的。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什么可以进入自己的作品，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才过去二十年，恍如隔世。看看我们的现世，真是个没有教养的时代，教养是什么？教养是懂得自省和节制。现在的人胆子太大了，什么都可以写可以拍，不加思索地把经验变成作品。现在的人都想做艺术家，什么神来之笔、无迹可求，其实艺术家同时就是工匠，而工匠就得有一定的程序，要技术熟练。工匠做东西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他很肯定，我就是要做一个椅子；艺术家从来不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要强调他的心灵受着什么样的思想迫使。著名的日本文化学者加藤周一，他说古代的艺术家--在十四世纪以前，那时的艺术家，他们做东西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表现我的个人风格，他只是要做一个活计，可他的个人风格却形成了。现在的"艺术家"哪肯承认自己同时也是个工匠啊，王宁德都说他看不起摄影了，觉得自己是艺术家，他对于除他之外所有人智力的轻侮真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也不看看自己那些"成名作"，那些死狗模样的人，如果他觉得中国人就是这个模样，那他就应该先身体力行做给全世界看。

第二天早上到了张祖道先生家，一直待到傍晚，主要是为了筹划他回顾展的一些具体事宜。我们聊起1956年底到1957年初张先生陪伴潘光旦老师赴鄂西南、川东南地区考察的情形，张先生回忆说，他们到了汉口，政府方面安排住最好的饭店，他为了照顾老师就同住一个房间里。刚睡下就发觉有问题，原来是床垫太软了，潘老师只有一条腿，起夜什么的非常困难，张先生就想让服务员换一个房间或者换一张硬板床，潘老师不答应，说已经是晚上了，不要麻烦人家了，结果师生俩就睡在了地板上，早晨起床以后还把被褥照原样放好。而潘光旦老师当时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和校图书馆馆长，中外闻名的教授。中午，张师母下了速冻饺子，我们三人吃得简单而丰富，那是真正的贵族之家。挑选好了回顾展的照片，张先生低头沉默着，然后眼圈红了，拉住我的手说：这些还够格吧？我的眼泪差点落下来，我很少很少有自卑的时候，当时我才觉得自己活的是那么狼狈不堪。十八号晚上我去接他参加明天艺术中心举办的连州三年回顾展，张祖道先生是第三届的特别贡献奖获得者，是当然的嘉宾，穿戴整齐临出门，他还在找东西，原来是找纸笔，问他，他说如果看到了好的作品和作者，他得记下来，我就在想；他年纪这么大了，又不是什么记者、评论家、策展人、收藏家、画廊老板、拍卖行经理，一辈子的谦逊和诚恳，看来是变不了了。送他回家的路上，有见路虎车，张先生就说，1956年他和潘老师的考察，一路上县政府都是给他们派的路虎车，他还知道路虎最近被什么公司收购的，还说原来不叫路虎，根据英文原意，曾经叫过漫游者，还说其实这个"虎"字用在车名上并不好，风轻云淡几句话，什么都知道。可时代变了，漫游者没狠劲，其实还不如叫"虎！虎！虎！" 就好像我喜爱古典音乐是因为喜欢享受美、想象和秩序，但我家附近某大俱乐部的广告赫然标明：你想被音乐摧毁吗？结果人头涌动趋之若骛。时代已老得不成样子，而张祖道永远年轻。

我对现时中国摄影的看法

会议期间，有记者和我提及《江村纪事》系列，记者说看了以后，没有觉得在形式语言上有什么精彩之处，比较平淡，大意是这样。我说张祖道先生的照片，用一个朋友的话来讲，就是有着无"我"之境的。看看五代北宋的山水绘画，那都是无"我"的，可那也是中国绘画无与伦比的高峰，难怪刘国松先生看到台北故宫展出《溪山行旅图》真迹会热泪盈眶。"我"是不一定可靠的，今天的深刻，很可能到了后天就显得浅薄了，而无"我"是长远的，因为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低的位置，像一张白纸，始终有谱写的可能；"我"会老，无"我"却可以保持年轻单纯的心情。看那些五代北宋的山水画，真的是非常青春，中国的壮丽青春，老的是我们。

但事实上，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不可能所有人都去筑无"我"之境的。摄影毕竟有着攫取的本能。多年来，我一直在推广纪实风格的摄影作品，随着时间而越来越深入，感觉到中国的纪实摄影还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是早发现、早解决为妙。王安忆写道："上海这个城市，在屋顶底下的城市，都是苟且的人生，不好看的，只有在屋顶上看你才会有略微壮大一点的感情，我是这样子看的。小市民的生活--这就是我写上海时经常会感到的，你要把它剥开来看，里边没有什么太好看的东西，但是我自己还是可以和它们商量的......" 几年前了，我对路泞讲过，我讲我一直在大厦上面看这个世界，处理和这个城市的关系。我路过爱丁堡公寓时，一定要抬头看看张爱玲常常站过的那个阳台。其实不仅仅是上海，不仅仅是城市，日月底下，大多是苟且的人生，不好看的。回到摄影方面，多数情况下，照相机的镜头其实是需要一个高度的，只有站在一个高度看见一整团的生活，这些人的生活不是一个人的，他们是有许多许多的生活细节，累积起来，以量来说明他们存在价值的时候，我觉得或许还可能称得上宏大。但是，这样一个高度并不是让摄影家面对世界去当判官，而应当是"和它们商量的"，也就是说，有智慧的高度，并不需要让人看见。仔细排一排，想一想，中国的纪实摄影，这么些年了，是不太有商量的语气的。还有一个问题，张爱玲曾写过："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她所说的情形，在现时中国的纪实摄影中，是大量存在着的。摄影是很有可能轻薄的，没有底子，那就真是浮沫了。

至于中国所谓的观念摄影，也真是无知者无畏。景泰蓝、清末的雕花家具，别人看是繁花似锦，我却看见一个民族的筋疲力竭，人在末世时候对前朝的想象就枯乏了，只有回到自己的心境里做文章，格局自然就局促了。现代社会，资迅发达，每个个人都受到那么多集体暗示，还有什么个别的特质？除非一个人有特异的禀赋。这个特异的禀赋真的很难产生，现代出现精英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一个人只有在和外界不怎么接触的环境下才能发展自己的个性，接触的面太大就合流了，中国的教育背景、社会提供的视野又不宽阔，所以现在的时代是越来越单一了。这样来看，那些个从主观孵化出来的观念，其实资源是非常少的，是没什么底子的。自五四以来，我们的确非常善于摧毁旧世界，但也的确很不善于建设新世界。密芝勒在《人民》的开篇写道："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从人的性格上说，年轻人总是在反叛传统的，问题是反叛什么？我就觉得没有顺从的积累的时候，就施行反叛--这不叫反叛，而是任性。反叛是处在一个需要挣脱的状态，这东西把你束缚住了，所以你需要挣脱一下。可是现在，百无禁忌，在这样放纵的状态下，还有什么需要反叛，反叛还有什么革命的意义？现在，反叛只剩下一个广告姿态了，最后，就是一个无聊的笑话了。

那些"观念" 影像最为触目的是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现实与言语之间的断裂。作者把观念当作诗，由光滑的语言滋养和维持，而真实的观念有无可回避的、粗糙的生活质地，它不可能彻底抽象和提炼为"精神"。但恰恰在精神之外，作者是冷漠的、无能的，他们的问题始终是不会生活，不知道怎样确立一种由道德、责任、爱以及耐心维系着的平衡的生活，于是他们敌视生活、超拔于生活之上，他们的"观念"需要牺牲，他们的"观念"中的人--如果还有人的话，将成为生活中的祭品。

这是极不自然的。某种程度上，这是艺术创作的常见现象，艺术工作者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不自然"。但是，在中国的那些"观念"摄影作者中，这种不自然并不仅仅是艺术心理的个案，它还是这个时代大多人群的精神症候：人们失去了"生活能力"--这个词指的不是吃喝拉撒、挣钱工作，而是指生活世界的干旱枯竭，在父母与子女、男人与女人之间，在朋友之间，在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商量，如何安居。这是痛苦的、令人惶恐的，所以只能矫揉造作，只能不自然，只能假惺惺的冷漠或放纵。正是这种面对生活的无力感使那些作者将摄影弄成了"观念"。

此种局面自然离不开某些专家学者的推波助澜，有些人以为只要彻底干净的抛弃传统，就能迎来中国摄影的进步的"当代性"，我说好听点，这种想法是他们一相情愿的浪漫幻想，同时我也不排除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有意胡说八道。他们是真的"言必称希腊"，所有的材料筛选、文法构思、推理逻辑、语气语调方式都来自于西方，惟独丢了中国。我非常乐意与这样的"理论学术"相距甚远，我理解的"当代性"是和中国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密不可分的，这里边有许多基础的工作可做，而不是凌空蹈虚尽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废话翻译话。我至今依旧认为：一个出色的摄影家总会忍不住意识形态和理论话语所派定、左右的角色，直觉地进入广阔的"现场"，摄影家绝不应该是"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他们不在"现场"，而且以此为荣。中国人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经验，完全可以是当代性的重要资源，只是如此转换，需要信念和耐心。如果中国经验不能提供正面的普遍价值，那我们的摄影工作就没什么必要了，只是别人的复写者。因此，在中国文化真正走向当代性的过程中，保守主义立场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十九号晚上，我和中国传媒大学的陈卫星先生喝东西聊天，他说："你的发言，我听了很激动，但恐怕改变不了多少现实，十个你可能都没有用啊。"我也诚恳的对他说："我明白，一百个也没有用的，有时候说了也白说，但不说白不说，尽责而已。"我是绝望不到底，希望不过头，做好自己能做该做的事情。

坦白地说，我不管如何努力还是觉得眼下这个时代颇为陌生--尽管这个时代比过去富裕也更多选择，尽管这个时代有航天飞机、空调、宜家、伽玛刀、F1、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开发区，是一个我能够接受但说不上喜欢的时代。而中国近一二十年以来的情况非常的幽深复杂，非常特别，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了我们已有的认知经验，任何对于中国摄影的探讨，都应该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鲍昆：抱歉知会大家，姜纬自己不开博，非把我的博客当报纸，以后这个博客就叫鲍昆姜纬博客。马王爷该顶就顶，都是原创。

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现实（2）

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现实（2）

我国污水排放总量极大,每年约排放800～900亿吨,其中80%以上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海。法国每5000人就有一座污水处理站，而中国迟至70年代才有了第一座污水处理厂。90%以上的城市水环境恶化，可饮用之水越来越少。据水利部最新调查结果，我国700条总长10万公里的河流，符合饮用水标准（中国国家标准一、二类）的河段仅占32.2%；被污染而不能饮用的河段，已占67.8%，其中三类占21.3%，四、五类及五类以上占46.5%；已丧失任何使用价值的河水占10.6%。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1998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5万公里主要河流的3/4以上，都已无法让鱼类继续生存。"全国有24%的人口（近3亿）在饮用水质不良的水；79%的人口（9.6亿）在饮用受到污染的水。1994年淮河上的水库开闸泄洪，上游蓄积的2亿立方米污水奔腾而下,毒液奔腾而下带来的强烈刺激把河边公园里养的十几只猴子全部熏瞎,河边的树木全部熏死，100多个过路人当场熏倒。毒液流到蚌埠,蚌埠自来水厂彻底瘫痪,50万居民陷入水荒，全城矿泉水脱销。毒水过后检测"已经好转"的河水水质，结果仍然是: 129种首要控制污染物中,淮河水含95种，其中致癌物多达67种。根据计算,要使淮河水变清，至少需投入资金10000亿元,而淮河流域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只有1669亿元。条条毒河、脏河、臭河汇入大海,我国全部海域都受到严重的污染。按照中国国家标准，三类海水质为最劣，但我国近岸海水水质以三类和超三类为主。我们只能在这样的海水里养殖。
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以及长期的污灌,造成农牧渔业产品严重污染和农业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农作物和水产品的残毒极高。报载，某大城市在10个菜市场抽查了60个蔬菜样品，结果含铅量全部超过最大限量标准（0.5毫克/公斤）。在其他的一些抽查中，发现蔬菜中含汞、硝酸盐等全部超标。至今没有一份全面的全国蔬菜副食品污染报告，但是从一些个案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我国城市大气污染最为严重、影响范围最广的是总悬浮颗粒。华北12个城市大气中的颗粒物平均浓度高达860微克/立方米，为纽约的20倍，伦敦的40倍，世界卫生组织允许浓度的9.6倍。我国几乎所有城市的悬浮颗粒污染都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90微克/立方米）数倍之多，全国城市平均值（309微克/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3倍，纽约的7倍，伦敦的14倍。我国制定的国家一级标准（优）为总悬浮颗粒150微克/立方米以下，仍然为世界标准的将近2倍，而且，就是这样的标准，也仅有厦门、北海、海口和珠海等极少数沿海城市能够达到。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高踞世界第一。除美国外，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1988年，联合国环境组织对全世界部分悬浮颗粒污染严重的城市进行排名，沈阳名列第2，西安第3，北京第5，中国参加监测的五座城市全部进入前10名。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调查报告，全世界20个人口逾百万城市的大气污染，北京名列第3，上海名列第11。1995年参加全球大气监测的北京、沈阳、西安、上海、广州等5个城市的总悬浮颗粒指标均进入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前10个城市之列。其实，这种从世界各国抽选几个城市的测评方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掩盖了中国这个污染大国的真实情况。据统计资料，分别名列悬浮颗粒世界第2、第3的沈阳、西安，在中国的排名仅为第24、第26。名列世界百万人城市大气污染第3的北京，在国内排名除氮氧化物浓度与广州并列第1之外，其它指标都远低于中国的其它大城市。这也就是说，如果打破国家界限，仅以污染程度排名，则前二十名可能绝大部分为中国城市所囊括。总体而言，中国城市大气污染全球第一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有学者算过一笔细账：截止1997年,在我们曾引以为荣的经济高速增长背后,资源消耗及环境污染与破坏所造成的损失竟然高达一年21万亿以上。21万亿是什么概念？是国民生产总值（1997：7.48万亿）的近3倍；是国有资产总量（1997：7.21万亿）的3倍；是全国居民存款总额（1998：近5.3万亿）的4倍；是外汇储备总数（1997：1400亿美元）的19倍；是国家财政收入（1997：8642亿）的24倍。如果数字不够形象，试以大兴安岭火灾作比：大兴安岭火灾燃烧了28昼夜，经济损失5亿元，考虑到此数字有压低之嫌，翻一番算10亿；21万亿损失，就相当于2万1千个大兴安岭火灾! 还可以唐山大地震作比：1976年唐山大地震直接经济损失70亿元,把这个数字翻一番就算150亿；21万亿就相当于1千4百个唐山大地震。全国建制市500多，不够震的!
中华民族已不可挽回地突破了国土正常承载力；我们正在向生命支持系统的总崩溃步步逼近!中华民族曾历经诸多劫难，但没有哪一次有如此之危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毁掉了民族生存的基本条件!《增长的极限》一书曾预言,如果全世界仍然以现今的资源消耗、人口增长和环境污染的速度发展下去,那么,人类的极限将在百年之内到来!中国呢?只会更早!有学者预测:如果中国继续这样高速度发展下去,三十年之内生态系统就将全面崩溃!
首发于《社会科学报》2002年9月5日

续完

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现实（1）

鲍昆：这是一篇老文章，但仍是今天的现实，转载如下：

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现实
王诺

任何有社会责任感和自然责任感的人文学者，只要敢于并能够正视我们所面临的极其严峻的生态危机，都不会不给予生态思潮这一世界性的显学足够的重视。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华民族的生态环境。不可再生资源的迅速枯竭、荒漠化和水资源极度匮乏、全面的和难以净化的环境污染，是我们所面临的三重最为紧迫的危机。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却越来越清晰地看出，人类如此"文明"地居住在这个星球上所必需的资源正在日趋枯竭，大自然在不远的将来就将无法满足人的不断膨胀的欲求，有限的资源与无限的欲求之间的尖锐矛盾已清楚地摆在人类的面前。早在1972年，米都斯等17位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流学者就在他们轰动世界的报告《增长的极限》里指出, 支撑着人类工业的主要资源--石油、煤炭和其他各种不可缺少的矿藏急剧减少，多数在一百年之内就将全部采光。世界资源研究所和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主编的《世界资源1988-1989》指出,按当时的能源消耗率,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只能维持32.5年,天然气只能维持58.7年,煤炭只能维持226年。著名的"戴利统计"显示：世界上所有必不可少的不可再生资源统统加在一起，也仅够目前全球人口的百分之十八的人，享受当今美国的生活水准，满足当今美国人的欲求。如果这一统计无误或大体上符合实际，那就意味着：至少在发明出所有必需的替代资源之前，人类如果继续这样的盲目发展，将迅速耗光全部资源，很快进入"终极贫困"----在拥有了豪宅、轿车和许多现代化的生活资料后突然发现这一切全都因为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而无法运转无法享用的贫穷! 如果"戴利统计"无误或大体准确，还意味着：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二的中华民族，纵使经济、政治改革一切顺利，成功转型，也根本就无法达到当今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纵使把全世界的资源都给中国人，我国也根本不可能成为现今水准的发达国家！如果"戴利统计"无误或大体准确，又意味着：人类永远不可能达到随心所欲地取得一切所需的理想境界！这真是一个残酷的甚至让人绝望的预测；然而,这也是一个让人从幻想返回现实、从狂热返回理性的预测。半个多世纪前曾有人向圣雄甘地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独立后能否达到前宗主国的生活水平？"甘地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整个人类、全球生态的高度思考了这个问题。他反问道："英国为达到它那种富裕程度，曾消耗掉地球上一半的资源，像印度这样一个国家需要多少个地球？"甘地前瞻性地意识到工业化的资源消耗和过度的物质消费大大超出了自然界的容限,可悲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没有给予这一质问应有的重视。
我国的人均不可再生资源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量,多数都不到世界人均值的一半。近二十年的高速度经济增长,已经使许多不可再生资源濒于枯竭。按照这样的速度继续发展下去,我们所拥有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金属和非金属矿藏还够用多长时间?十几年?甚至几年? 仅以石油为例。据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共同领导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所编写的《中国自然资源手册》(1990),我国已探明石油储量到1985年底还剩余25.3亿吨, 据2001年出版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到2000年底,我国剩余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为22亿吨, 又据国家统计局编写的《98中国环境统计》,1997年我国的石油消耗量是1.85亿吨(折合2.64亿吨标准煤)；根据上面三组数字推算,结论是:即使2000年我国的石油消耗量仍然保持在2亿吨左右(静态分析),我国已探明石油储量也只够用二十年左右!如果再将巨大的基数和增长因素考虑进去,我们的已探明石油只能支撑十几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了!一旦世界石油危机出现,我们有足够的财力和实力来保障足够的原油进口吗?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奢谈轿车进入家庭或以汽车工业带动经济增长吗? 《增长的极限》曾给出一个公式：资源总量÷消耗速度＝世界末日。如果不可再生资源耗尽意味着文明的终结；那末，人均不可再生资源储备不到世界平均值的1/2、而单位产值资源消耗率约为世界平均值的3倍中国,正在以高于全人类6倍的速度奔向末日!
我国森林覆盖率约为9%(一说为13.92%,不确,但即便如此也在世界森林覆盖率的一半以下，处于100位左右)，居世界百名之后,人均0.1公顷，是世界人均森林面积的不到1/10。中国已是全球荒漠化土地面积最大、分布最广、蔓延最快、危害最大的国家之一。建国50年来,荒漠化土地面积增至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之27.3%,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荒漠化威胁之中。严重水土流失的国土面积有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38.2%）。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家园就剩下300多万平方公里适宜居住了（占国土不到30%）,这还没有考虑严重的环境污染。与五十年代相比，人口翻了一番多，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却都翻了约一番半,这意味着:在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的人均生存空间已被压缩到原来的1/5。
我国的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2200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5，美国的1/6，印度的1/8，加拿大的1/60，名列世界第122位，被列为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300多个缺水；这300多个缺水城市工业产值占全国的70%；300多个缺水城市中110个严重缺水，其中50个城市"情况危急"；在32个百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中，就有30个受长期缺水的困扰。地下水严重超采已经造成了100多个城市地下水位明显下降，在全国形成了56个降落漏斗，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已有50余个大中城市发生地面沉降。北京水资源严重紧缺，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足300立方米，是中国人均水资源量的1／8，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1／25,缺水程度和处于沙漠地区的以色列相似。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从1972年开始断流,70年代断流的最长记录为21天，80年代为36天, 1992年82天，1995年为118天，1996年133天，1997年近300天, 1998年黄河无滴水入海的记录已达330天。有专家预测：按照目前趋势，到2020年，黄河下游将全年断流，黄河成为一条内陆河已成定局。在甘肃陇中农村一些地方, 一旦水车进村，动物都产生了惊人的条件反射:猪、羊、狗、鸡等都会寻着水车喇叭声围过去，在人们腿间钻来钻去，疯狂舔饮着人们分水时溅洒的水花。麻雀也疯狂地飞落下来，不顾一切地在人群间啄水。这不是天方夜谈,这就是现实,这就是鲁迅预言的结局: "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缺水缺到如此程度,连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难以保证,又何谈开发?我们是不是还要把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预言也兑现?--"森林先行于各族人民,沙漠在人后接踵而来"!

待续

请注意新浪这条消息——还再硬挺

请看如下消息，相关部门还在坚称是周正龙一人完成假虎照——

华南虎事件续：不能认定参与鉴定专家有责任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30日15:59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6月30日电陕西省政府新闻办29日上午10时在西安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华南虎照片事件”调查处理情况。新闻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能认定参与鉴定华南虎照片的专家有责任。

　　发言人说，我们这次调查处理涉及范围是相关人员，涉及专家就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参加的3位专家，因为他们这样表述：他们认定照片中的老虎就是华南虎，他们没有说照片真假。所以不能认定他们有责任。

　　有记者提问：镇坪当地人认为，周正龙一个人无法完成这个造假过程？

　　发言人回答说，周正龙整个作案的手段应该说比较简单，完全具备一个人作案的能力。

　　发言人还说，经过我们的侦查和调查，截止到现在，我们证实，这是周正龙一人所为。第一，是本人供述；第二拍摄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不需要别人帮助；第三，是否有村民和官员参与，我们调查几十人，截至目前，没有发现这些人参与周正龙造假。

　　针对“华南虎”事件，该发言人表示，“这件事确实是损害了陕西省政府形象”。

　　目前，周正龙已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13名“华南虎照片”相关责任人受处理，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孙承骞被免职，陕西省林业厅信息宣传中心主任关克被撤职。

网址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08-06-30/155915844028.shtml

假虎照案件还有遮掩

6月29日上午，陕西省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备受公众和媒体关注的“华南虎照片事件”，经过监察、公安机关艰苦细致的工作，已经有了明确结果。但我们在各种报道中发现还有一个细节并未揭示，就是假虎照中的PS是谁做的，和谁组织安排的。这可能是这个案件最核心的问题，。现在，这一细节恰恰被“有意”还是“无意”的忽略掉了。

“周正龙以给其堂哥的儿子治疗精神病为由，委托数名村民寻找老虎画，二00七年九月邻乡彭姓村民，在同村的曹某家找到了一幅虎画，交与周正龙。周正龙顺着老虎图案进行折叠，将多余部分折到老虎图案背后，用胶带纸粘贴。分别于二00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三日两次拍摄。”可见，老虎原形的边缘必定是生硬的。

可公布出来的假虎照老虎边缘是经过虚化过渡处理的。周正龙绝对没有这个能力做这个工作。为什么不公布这一点呢？

俄罗斯AES+F小组作品《Last Riot》

　　最近，北京阿拉里奥画廊举办了俄罗斯AES+F艺术小组的展览。AES+F是一个由四位俄罗斯艺术家组成的集体，他们从1995年就开始一起工作。小组的名字来自各个成员名字的第一个字母：Tatiana Arzamasova（A）、Lev Evzovich（E）、Evgeny Svyatsky（S）和Vladimir Fridkes（F）。上世纪80年代末，Tatiana Arzamasova（A）、Lev Evzovich（E）、Evgeny Svyatsky（S）三人开始合作创作装置作品。在1995年Vladimir Fridkes（F）加入，他们主要以摄影装置的方式进行观念艺术的创作。他们中AE二人为建筑设计师，S为平面设计师，而F则是摄影师。他们的作品含义复杂，主要表达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和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创作动机往往受媒体上登载的实际事件启发。

　　阿拉里奥这次展出的是AES+F是去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备受人们关注的一个三屏幕录像作品《Last Riot》（最后的暴动）。这是一组由三个屏幕组成的录像装置，由真人表演实拍和加上3D动画后再合成的方式，制成半圆形180度视角的视频作品。《Last Riot》就像一个好莱坞最新的动画大片，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放映，效果极其惊人震撼。AES+F也从中视频中获取一些截图，制作成墙上作品展览和出售。根据画廊人员介绍，每幅作品售价高达几万欧元。AES+F这种经营方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商业策略，也能保证他们的作品获得合适的收入。因为全部作品的总销售额，最后可达几百万欧元。

　　AES+F的制作流程以及方式，也是当代艺术家们普遍采用的生产方式。比如《最后的暴动》，他们使用的模特全部为签约经纪公司的专业人员，所用道具则是Adidas的运动鞋、短裤、棒球棍和高尔夫球杆，影片中还不断出现"伊云"矿泉水。这或许是一项精明的商业合作，但同时也非常符合作品关于全球化批判的内容要求，让作品的各种隐喻更为充分。AES+F的艺术观显然是绝望的，他们在《Last Riot》中描绘了宗教、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且全部以青春少年的美好形象来完成一场自始至终的厮杀。不过，AES+F并不是痴迷于暴力，而是以暴力的演示来表达自己对人类目前状态的愤怒和批判。他们在作品中以讲究的镜头感和精良的细节，来营造美丽背后的绝望。整个作品正是在这种极端惊艳的视觉控制下完成冲突矛盾的展现的。

　　同时展出的还有另外一组作品--《Islamic Project 》（伊斯兰计划）。AES+F利用电脑技术把一些伊斯兰建筑影像拼贴在了西方主流城市地标建筑上，将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英国的大本钟等都置换成了环境与主题视觉完全冲突的景观。这是一种反讽的手法，嘲讽了自911以来的世界政治格局，也嘲讽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霸权。

《Last Riot》

《Islamic Project 》（伊斯兰计划）

转载：中法秘密石油战争与法国巴黎反华事件

这是一篇朋友转发来的网文，作者邱贞玮。文中的一些分析和信息，是了解分析事实的一个视角，不能核实，仅供参考。

中法秘密石油战争与法国巴黎反华事件

存在即合理，就是说任何存在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没有事情会无缘无故的发生。那么中法本是传统的友好国家，是什么理由让北京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时遭遇到那么多的反华行动呢？

首先要提醒各位一点，中法是传统友好国家可不是一句空话。法国不仅是西方世界中的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也是我国军事技术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另一个是俄罗斯），80年代从法国引进的军事科技占当时引进总数的七成以上，我们所熟悉的红旗-7防空导弹、直-8、直-9直升机都是从法国引进生产，机载电子设备、材料、声呐、飞行员培训、航母等方面与法国的合作就更多了。

政治是经济的延续，没有切实的经济利益冲突，虚无缥缈的人权、民主等理念不可能让关系如此密切的中法两国间爆发这种不友好事件。就算巴黎议会一群闲人想要闹事，他们背后的财团也会制止，只有在某些重量级财团的支持下才可能出现今年4月的情况。

那么究竟是哪个财团在背后策划了破坏奥运圣火传递的事情呢？

近年来中法经济处于大规模合作阶段，与仍然保留有大批中端工业行业的德国不同，法国经济受我国大规模出口冲击的影响较小，两国在水处理、核电、高速铁路、航空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合作，因此首先排除这些从事商业的企业集团。

我国金融市场尚未完全开放，对法国银行也没有特别的歧视；中资银行实力还很弱小，没有也不可能对法国的银行团构成大的威胁，因此金融业集团也排除在外。

这几年来世界经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资源价格飙升，铁矿石、铜矿、石油、粮食......涨价的单子可以排出常常一列。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我国企业纷纷出国寻找资源，其中石化行业尤其积极，中石油、中石化在非洲的勘探投资发展迅猛，对原有的油田控制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今日上网搜索了一下中石油的相关新闻，发现"尼日尔"这个名字频频出现，于是又多搜索了一次，发现这两年来中石油在那里的动作很多：

2003年11月10日，中石油所属的勘探开发公司与尼日尔能矿部签署了BILMA区块的勘探许可证协议。2005年双方重点开展了Tenere区块二维地震资料采集作业，并开展了综合研究工作。

2006年5月，中国-尼日尔石油项目技术协商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当地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经商处参赞、各有关分公司代表共同组成，主要任务是向我石油项目运作提供方便，对勘探区块钻井运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2006年5月19日，中油勘探在当地举行的小范围石油区块招标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OPL721、732、281和471勘探区域的优先开发权。

被本国北部铀矿生产区造反者弄得一筹莫展的尼日尔政府在2006年从中国得到了旨在开发本国巨大铀矿财富的援助（附注：法国核电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74%，法国阿海珐公司多年来在尼日尔北部经营铀矿）。

2006年8月4日，尼日尔总统坦贾会见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代表团时，对中国石油来尼勘探、开采十分欢迎，表示非常信任中国公司，愿意与中国在矿产、能源领域展开合作。他说尼日尔把中国列为最为优先合作的伙伴国之一，尼日尔政府和人民非常愿意同中国合作，共同勘探开发尼日尔石油资源，也希望石油合作能帮助尼日尔减少贫困、缓解粮食危机。

2006年11月，中石油宣布下属的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在尼日尔Tenere区块的第一口风险探井Saha-1井已经正式开钻，该地区可能成为中石油在海外的"十一五"乃至长期战略规划中形成储量接替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

2008年6月2日，中石油集团与尼日尔政府签订了开发当地"阿加德姆石油勘探区块"的合作协议，公司预计３年内将投资50亿美元。

这些事情足以说明我国在尼日尔的开发力度有多大。当然，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中石油的进入必然要排挤原有的西方石油公司，对他们的利益格局产生不利影响，就像美国一些参议员所说："中国在非洲捞取好处，破坏了产油国和世界石油大集团之间迄今为止达成的均衡。"

那么究竟哪一家的利益受影响最大呢？

尼日尔在历史上与法国的纠结很多，它1922年沦为法国殖民地，1958年12月成为法兰西共同体内的自治共和国，1960年8月3日正式宣告独立。主要出口铀、黄金、洋葱和牲畜等，主要出口国家为法国、尼日利亚和美国；主要进口食品、石油和日用品等。

尼日尔主要援助国和国际组织有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及欧盟、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基金等，其中法国占一半以上。2002至2003年法国对尼援助共计6832万欧元，06年12月法尼合作伙伴框架文件规定，06-10年法国将提供2.6亿欧元的资金援助；07年12月法国政府承诺向尼日尔提供1250万美元援助资金。

看到这里突然觉得很奇怪，尼日尔有这么多的石油储备，为什么他还要进口石油呢？几十年来石油出口国这么富裕，尼日尔为什么不开发本国石油资源呢？石油资源这么紧缺，各大公司为什么不开采尼日尔的石油呢？法国又为什么提供大笔援助资金也不开采尼日尔的石油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有很多，但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尼日尔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其他国家石油公司出于默契不进入；法国将尼日尔的石油列为其石油战略储备资源，目前还没到开采的时候。

中石油开采尼日尔石油资源，夺取了法国在尼日尔的油田控制权，打破了法国的石油开采计划，严重影响了法国石油公司的利益，在这方面形成矛盾冲突那是必然的事情，那么具体可能是谁呢？

道达尔公司是法国最主要的石油公司，也是全世界第四大石油及天然气公司。公司业务新发展侧重上游勘探开发......是非洲最大及中东第二大生产商，02年将上游的投资比例增加到73%......其3个主要生产地区是欧洲、非洲和中东。公司总部在法国巴黎，前六位股东为法国巴黎巴银行、法国AREVA公司、法国兴业银行、布鲁塞尔朗贝尔集团、比利时国民证券公司。

道达尔利益受损自然会影响到背后的银行团，而在西方世界银行团控制一切，法国政府、巴黎市政府、市议会都要争取银行团的支持才能执掌权利，因此银行团不高兴他们就要出来表示忠心。

但法国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对我国进行钳制，只有今年4月份圣火传递有求于法国维持秩序，这上面很容易做手脚，也容易推卸掉责任。不过中法关系总体上毕竟是友好的，其他企业集团、财团不可能允许石油财团对中法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在圣火传递上给我们添堵大致还在这些财团的忍受范围以内（法国人没想到中国民众的报复这么快、这么强烈），因此巴黎政客就选择在这方面捣乱。

如果这一阴谋论成立，那么整件事情的过程如下：世界石油涨价-中石油赴尼日尔找油-中法石油公司在尼斗争-中石油获胜-法国石油财团决定报复-政客捣乱巴黎圣火传递-国内反报复家乐福、赴法国旅游下降-法国财团感受压力劝阻石油财团

这个世界有时候很简单，有时候很复杂，于是把一切归结于政府和财团幕后推动的阴谋论就在准与不准间传播。以上不过是巴黎圣火传递事件的一个阴谋论解释，并不是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发掘真相；明白的人一笑而过，不明白的人聊聊就好。

邱贞玮

转载：校舍忧思录

校舍忧思录

《财经》记者杨彬彬赵何娟历志钢常红晓张映光陈中小路实习记者张伯玲

5月19日下午，都江堰聚源中学初二（6）班的徐佩霜站在自己学校的废墟边。他
们班67人，15人遇难。

灾害突如其来地降临，暴露出有关公共建筑安全的法律法规远未完善，体制性弊
端相当显著，而受损最重的正是偏远地区的弱势群体

　　"六一"儿童节，清晨。四川省绵竹市富新镇富新二小128名遇难学生的家
长，在学校废墟上举行了一场特殊的纪念活动——"天堂里的'六一'"。

　　孩子们的照片摆在灵堂上。第一张照片上的小姑娘，有一双美丽的丹凤眼，
12岁，名叫毕月星，富新二小六年级学生。爸爸毕开伟说，女儿爱美丽、孝顺懂
事，去年"六一"还在学校表演跳舞。

　　自5月19日家长们在废墟上搭起这座灵堂以来，每天早上，毕月星的妈妈都
把女儿的相片拿来，每天晚上再把女儿的相片接回临时安置的家中，如同平日接
送女儿上下学一样。

　　5月12日汶川8.0级大地震中最令人心痛的，正是一个又一个学校废墟之下掩
埋着的数千幼小生灵。

　　5月16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韩进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公布了不包括
北川、汶川等震中地区的四川震区校舍倒塌间数——6898间。

　　《21世纪经济报道》则在5月28日引述从四川省建设厅获得的数字称，重灾
区学校倒塌面积为199.7228万平方米。该报还表示从四川省教育厅获悉，截至5
月26日，四川省学生死亡4737人，伤者1.6万余人。这两个数字至今尚未得到四
川官方公开确认。

　　事实冷峻：当地震袭来，房屋纷纷倒塌之时，学生们所栖身的校舍，未能为
这些未成年人提供高于平均水平的保护，也没有为他们逃生留出更多一些的时间。
甚至在某些地区，四周建筑毁损有限，惟独学校倏忽倒塌粉碎，众多学生毫无逃
生机会；在倒塌的学校建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楼体缺乏构造柱的实况……

　　调查尚在进行中。然而，四川省教育厅于5月28日对倒塌校舍做了初步调查
和评估，将校舍倒塌的原因归结为"地震超过了预计强度"、"教学楼面负荷
大"、"校舍陈旧落后",以及学校建筑设计的"先天性缺陷"等，引起舆论强
烈反弹。

　　《财经》采访的建筑及抗震结构专家指出，按中国现有的建筑规范和建筑水
平，"这些房子要倒，也不是倒成这个样子。"

　　"汶川地震给中国的建筑行业上了一课。除了建筑标准的修编，更重要是施
工的规范。"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梁伟在接受《财经》记者
采访时说。在梁伟任职的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曾于5月23日
带队奔赴重灾区进行现场调查。

　　6月5日，建设部副部长齐骥也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坦承，学
校的建筑并不"比其他建筑更容易倒塌"。

　　震后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调查的结果，也表明学校等公共建筑倒塌，与建筑质
量直接相关。《财经》记者在四川省建设厅采访时，看到四川省政府投资项目代
建办公室于（下称四川省代建办）6月2日向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提交的一份报
告，报告引用四川省建设厅调查评估的初步结论，认为此次地震灾害中，学校、
医院、机关等公共建筑倒塌严重，重要原因在于抗震标准不达标、结构设计不合
理、施工质量不合格。

　　官方正式调查尚未结束，说"往事已矣"这句话的时候还远未到来。但来者
可追，生者当永记教训；汶川地震折射出体制性积弊，足以引起警醒与反思。
　　
乙类标准
在"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地震设防国家标准中，学校在2004年被
规定为乙类，优于普通民宅

　　历史本来不应当被遗忘。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大量建筑物倒塌，24万人丧生，16万人重伤。血写的教
训带来举国震动，早年出台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下称《抗震规范》）在
1978年获修订。此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建筑业水准提升，国家在1989年又对该标
准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业内称之为"89规范"，广受重视。

　　按此具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各种建筑物在材料的使用、设计规范方面，都
有具体的要求，以达到一定抗震设防标准，具体设防标准与本地区抗震烈度相当。
建筑业内俗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设防目标由此而来。

　　此后的近2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建筑业蓬勃兴旺，发展不均衡所致的种
种弊端也开始呈现。与调整弊端的努力相同步，有关建筑与防灾减灾的法律法规
在完善。1998年3月1日起，《建筑法》与《防震减灾法》正式颁布实施，确保建
筑质量与建筑物地震设防成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至2001年7月20日，建设部再
度发布更新《抗震规范》，将各种要求予以细化。这就是业内所称"01规范"。

　　2004年，基于"01规范"的《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修订版颁布，自2004
年10月1日起实施。在新的分类标准中，学校的抗震设防标准从过去与居民住宅
相同的丙类调高至乙类，凸显了重要性。

　　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乡村教育欠账，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教育欠
账是不争的事实，偏远地区乡镇学校的房屋质量一直是令人忧心的现实。故此，
中央政府继1996年颁布《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试行）》、《中小学校建
筑设计规范》后，又对全国中小学进行了一次危房摸底调查，并决定从2001年起
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计划，目标是完成存量危房的改造。

　　纵使标准清晰、资金到位，改造老房确保安全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在突
如其来的巨灾面前，现存有关建筑安全特别是公共建筑安全的法律法规弱点愈发
显著，制度本身和执行力度，亦远未完善，受损最重的恰是偏远地区的弱势群体。

　　而事实表明，至少在此次汶川大地震中，相当一批学校未能泽被危房改造之
利而脱过灾难；在那些已经完成"改造"或者尚未完成改造就瞬间倒塌的危房中，
数千孩子来不及逃生，就长眠于废墟之中。

"脆性倒塌"
此类学校的共同特点是，教学楼几乎都是粉碎性垮塌，垮塌过程极为迅速；楼面
多为预制板结构，墙体多为砖混结构

　　位于绵竹市富新镇中心的富新二小教学楼，震后已成一片废墟，在周围一大
片屹立不倒的建筑中，显得格外刺眼。

　　在离富新二小不到100米处，有一座1982年左右即建成的供销社；同样是大
房间大跨度的格局，因年代久远，早已被划为即将拆除的危房。然而它顶着"危
房"的标记经受住了大地震的"考验"，并未坍塌，仅在墙体上有一些明显的裂
缝。

　　富新二小坍塌的这座三层教学楼建于1988年，1989年下半年交付使用。原本
只有两层，建成封顶后，建筑商又根据学校要求加了一层。2007年9月，富新二
小三到六年级学生共八个班正式迁入这座教学楼，至今不足一年。

　　《南方周末》曾引述一位现场目击富新二小倒塌的老师的话称，"整栋楼在
10秒钟内猝然倒塌。"

　　"如果房子质量稍微好一点，都不可能会倒得这么快。一半多孩子都是在楼
梯间被挤死的。"富新二小六年级一班学生黄晴峰的妈妈陈玉说。她在地震后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但儿子黄晴峰被数块预制板夹着，早已咽气。

　　类似"孤独"的废墟不止富新二小。都江堰市聚源中学的两栋教学楼，也是
聚源镇上惟一坍塌的建筑，导致240余名学生丧生。

　　聚源镇因聚源中学而在当地相当有名，在都江堰市"教育强乡镇"评选中评
为"先进"，在校学生数和住读生数在全市农村中学中高居榜首。当地家长们都
想方设法让子女考入该校。聚源中学共有两栋教学楼、一栋实验大楼和两栋学生
宿舍楼。这次粉碎性倒塌的两栋教学楼，一栋建于1988年，为三层建筑；一栋建
于 1995年，为四层建筑。

　　在都江堰，类似的学校还有向峨中学和新建小学。向峨乡在地震中死亡439
人，其中仅向峨中学学生就达327名，占全乡死亡人口的四分之三；建于 1993年
的新建小学，也在周围一片80年代初建筑中独自倒下，学生死亡243人。加上聚
源中学，都江堰仅中小学就死亡超过800人，占都江堰总死亡人数的近四分之一。

　　此外，绵阳市北川中学、绵竹市五福小学、什邡市汉旺镇东汽中学、什邡市
红白镇中心学校、德阳市莹华镇中心小学、洛水镇中心小学、重庆市梁平县文化
镇中心小学等，也都是在地震的瞬间迅速垮塌。北川中学虽位于震中，但旁边有
三栋建筑幸免于难，甚至包括一座20多年楼龄的房子；绵竹市五福小学200多名
学生葬身于瓦砾，而周边的大楼虽有所损害，依然挺立。

　　此类学校的共同特点是，教学楼几乎都是粉碎性垮塌，垮塌过程极为迅速；
楼面多为预制板结构，墙体多为砖混结构。

　　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土木工程师王邦进告诉《财经》记者："建筑遭遇强
烈地震倒塌的方式，可分为脆性倒塌及延性倒塌。"他解释说，所谓"脆性倒
塌"，就是在瞬间粉碎性倒塌。而按照抗震标准建造的房屋，因为有充足的钢筋
结构支撑，在遭遇强烈地震时，即使严重扭曲变形，也不会瞬间倒塌，而是延性
倒塌，从而能给人更多的时间逃生。

　　以此衡量，以上学校的校舍倒塌，当属"脆性倒塌"。

　　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梁伟也向《财经》记者表示，瞬间
垮塌的房屋"肯定不符合建筑规划要求。要么设计不符合，要么施工不符合"。

　　6月1日，富新二小的建筑承包商江绪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建
筑没有构造柱，也根本不满足任何抗震强度。虽然国家规定当地建筑物以抗震烈
度7度设防，但"施工时从来没发生过任何地震，所以也没有考虑7度设防"。

　　1988年任聚源中学校长的易安成现已退休。他告诉《财经》记者，1988年建
校舍时，镇里财政很困难，当时孩子们都在泥巴房里上课，漏雨很严重，教室已
经使用了30多年，破烂不堪。"能够建一座新的教学楼已属不易，谁去顾及是否
抗震呢？"易安成回忆说，房子当时并未作抗震设计，建筑商也早已杳无音讯。

有限"危改"
此次地震中伤亡惨重的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和绵竹市富新二小，均未列入全国中小
学危房改造工程

　　事实上，对于中国部分地区中小学校校舍质量的状况，中央政府早有察觉。

　　根据前述"89规范"及细化的"01规范"，2001年后，国内所有新建房屋都
被要求服从新的统一的建筑设计抗震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引起更高关注。
教育部于2000年启动了全国中小学危房摸底调查，于2001年实施校舍危房改造计
划，完成存量危房的改造。

　　2001年至2005年，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启动两期危房改造工程，中
央财政前后拨款90亿元以上。其中，一期工程为期两年，中央财政共投入30亿元，
重点补助四川等12个纳入西部开发的省份；二期工程从2003年到2005年，中央财
政共投入60亿元。

　　2005年底，为弥补地方财力的局限，中国政府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机制改革"，决定在五年内安排2652亿元资金，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
保障。校舍维修改造资金则作为其中一项。

　　至此，中小学危房改造才获得更稳定的资金来源。在校舍维修改造投资上，
实行中央和省财政按5∶5承担，每年改造约3％的新增危房。四川仅在2007年就
安排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专项资金7.04亿元。2007年，教育部进一步启动"中西
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国家发改委也投入专项资金，支持对十多年前的
《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进行修订。

　　据教育部官方汇总，2000年初，全国各省按传统做法统计上报的学校危房总
量只有1300万平方米。这使得各方面难以对校舍安全作出准确判断。

　　据《财经》记者了解，这一数字远远低于实际情况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
2000年初的校舍和危房检查，只是由各级教育部门组织本系统人员，参照各个地
方的标准、结合经验判断而定，校舍危房的鉴定相当不规范。二是由于当时正值
"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最后一年，各地尤其是县级政府迫于"普九达
标"的压力，也有意压低了校舍危房的规模。

　　2001年，"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实施后，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首
次依照建设部2000年颁布的《危险房屋鉴定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小学
危房普查、核实和鉴定，并由地方县级以上有法定资质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参与
鉴定，出具"校舍危房鉴定书"。经核查，2001年全国中小学危房面积达 8400
万平方米，其中D级危房（指整体出现险情，不能继续正常使用）为5700万平方
米。

　　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1年至2006年五年间，为实施"农村中小学危
房改造工程"，中央财政共投入90亿元，加上地方政府的投入，共计投入 430亿
元，累计改造全国农村中小学D级危房7800万平方米。其中，新建校舍6100万平
方米，改扩建校舍1700万平方米，全国农村3000多万学生搬出危房。

　　但是，汶川大地震的无情事实证明，为期五年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并
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中小学的危房问题。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即使到2006
年，全国农村小学还有危房2483万平方米，当年新增危房1006万平方米；农村普
通初中还有危房742万平方米，当年新增危房611万平方米。巨灾使这一无情现实
全面曝光。

　　以聚源中学和富新二小为例，其危房历史均由来已久，几乎都是一盖完就发
现有质量问题，但均未列入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

　　绵竹市为县级市，目前暂由德阳市代管。根据德阳市教育局资料，此次地震，
德阳全市共有58万平方米校舍倒塌，形成危房近253万平方米。初步统计，学生
遇难1432人，失踪167人。

　　自2001年至2006年，德阳市曾投入2.6亿元巨资用于中小学危房改造，改造
危房52万平方米，其中60％为D级房，竣工校舍近60万平方米，折合每平方米改
造费用为433元。

　　2006年10月18日，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检查组曾专门赴德阳市检查中小
学危房改造工程情况，对其"大面积、高质量的校舍排危工作经验"表示肯定。

　　这样"大面积"的改造下，富新二小始终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富新二小的校址前身是五福中学。一位曾担任乡党委委员的五福中学老师向
《财经》记者证实，多年来，这座教学楼一直存在安全隐患。其刚建成时外表尚
可， 1999年前后，云南发生了一次地震，整个楼房明显晃动，正在教学楼三楼
开会的学校老师和乡干部受到惊吓，很快找人来检查，但最终不了了之。

　　另一位五福中学老师则称，2004年至2005年左右，教学楼三楼出现了明显裂
缝，学校不敢再安置学生上课，便把三楼设成了电脑室和会议室，学校前后几任
校长曾多次反映这一情况，绵竹市教育局也派人来检查，均未引起重视。富新二
小最终也没有进入危房改造计划。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绵竹市教育局一位官员证实，据他查看历史记
录，没有发现富新二小申请危房改造的报告。他介绍说，危房鉴定以学校自查为
主，学校申报，教育局才派人下去鉴定。他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富新二小校方没有
申请危房改造。

　　不过，也有申报危房而不得批准的案例。都江堰倒塌学校之一的向峨中学，
在修建过程中，被上级定为危房，随后该教学楼仍在原来的基础上完成修建，最
终在地震中倒塌。

　　青川县木鱼中学曾于2006年2月、4月两次向上级主管部门递交过危房自查报
告，其倒塌教学楼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已经超过了30年的使用寿命。
危房自查报告称，"楼房普通墙体裂缝严重，每幢楼房墙体都存在大量裂缝，严
重上至楼顶固梁，下至地基，其中最严重的是学生食堂煤房，缝长约8厘米,宽约
15厘米。肉眼已经可见墙体倾斜。墙体腐蚀砖块风化严重，最大量出风化面积达
10厘米以上……"学校希望主管部门能够支持重建。

　　此份报告递交了两年之久，数百名学生就在危房里上了两年课，直到地震爆
发。木鱼中学死亡学生人数是275名。

危房鉴定疏漏
由于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和专业化的分工，危房标准鉴定在地方上完全成了一纸空
文，每年的例行检查也变成表面文章

　　危与不危，谁来确定校舍的标准？专业人士指出，1996年的《农村普通中小
学校建设标准》曾做出基本规定，但只是原则性要求。而自1998年3月1日《建筑
法》实施后，不管是学校建筑还是商业建筑，其建筑标准、设计规范、验收规范、
质量规范都是一样的，都需要执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的设计标准还要更高一些。"四川省建筑厅有关官员告诉《财经》
记者。

　　然而，在中国具有封闭性的教育系统内，长期以来学校建筑的管理一直在教
育系统内执行，省及省以下教育部门均设置有计划基建财务处，负责校舍的投资
和基建项目管理工作。

　　据教育部一位官员介绍说，2000年前，中国对农村中小学没有危房鉴定标准。
对城市危险校舍的鉴定，多是教育部门内部鉴定、上报、统计，各地宽严不一，
标准也不一致。至于鉴定，当时要求城建部门负责，并出具有资质的房屋质量鉴
定书，同时要求县级政府统筹此事；"具体执行如何，也要看地方的力度。"

　　2001年4月，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发出了《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
工程实施管理办法》，规定此次危房改造由县级教育部门牵头，由授权机关按照
建设部颁发的《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125-99）进行鉴定，并出具危房安全
鉴定报告，建立安全档案，相关资料和报告均存档。

　　这是教育系统首次在校舍危房改造中引入统一的国家建筑行业标准。按照这
一标准，房屋危险性鉴定将按登记划分为四级：

　　A级：结构承载力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未腐朽危险点，房屋结构安全；

　　B级：结构承载力基本满足正常使用要求，个别结构构件处于危险状态，但
不影响主体结构，基本满足正常使用要求；

　　C级：部分承重结构承载力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局部出现险情，构成局
部危房；

　　D级：承重结构承载力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
整幢危房。

　　其中，D级危房需予以拆除或重建；B、C级危房则经过改造、结构加固后，
可继续使用。

　　不过，结构力学专家、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第四研究所所长何放龙告诉《财
经》记者，这一鉴定标准只是建筑业的行业标准，不像国家标准那样具有强制性，
主要供各地危房办评估之用。

　　《财经》记者在采访中亦发现，在实践中，这一被教育系统采用的标准并未
对很多具体问题做出明确规定，比如：授权哪个机构进行危房鉴定？哪些人有资
格参与鉴定？四级危房的具体鉴定指标、鉴定方法和鉴定设备是什么？这也直接
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地危房鉴定的标准仍然没有统一，执行力度也各不相
同。

　　都江堰市聚源中学、绵竹市富新二小教学楼等危房的"遗漏"即由此而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绵竹市教育局官员曾向《财经》记者解释称，2000年之
后的中小学危房鉴定，并未把防震鉴定列入考虑因素。当时鉴定的D级危房，主
要是考虑暴雨、大风、泥石流等安全因素；至于地震，"大家都觉得发生概率很
小，就像中彩票一样。"他说。

　　这位教育官员还表示，危房安全检查组不可能人人都是专家，也不可能都是
专业检测机构来负责，一般都是每个部门派几个行政管理人员。检查方式，则主
要是靠肉眼现场查看、听取师生们的意见。这种鉴定的准确性如何，可想而知。

　　如果真想通过检测，确认房屋抗震、抗灾的坚固度，专家何放龙称，必须延
请专业机构人员，并参照具国标意义的《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50292-1999）等多个鉴定标准，对建筑的承载力、绕度等具体指标，作出测
定。显然，教育系统的危房改造并未以此专业标准进行。

　　由于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和专业化的分工，所谓"ABCD危房鉴定标准"到了地
方上完全成了一纸空文，每年的例行检查也变成表面文章。县乡镇的教育官员对
于"危房"和"安全"的界定五花八门，随时根据现实需要给出不同定义。

　　例如，富新二小所在的绵竹市，2005年当地教育局曾组织了一次安全排查，
但排查的主要原则是检查有无消防通道。令人扼腕的是，即使以此为标准，只有
一个楼梯的富新二小也可被列入"危险"行列，但教育局官员却将二层办公室通
往老师办公楼的铁桥说成"消防通道"，予以过关。地震发生后，这座铁桥第一
时间即倒塌。

　　正是在这样的五花八门的标准之下，根据各地官方媒体报道，大部分省区在
2006年后纷纷宣布已经基本完成中小学危房改造。

"风貌改造"
聚源中学在2005年后获得了一笔至少20万元的改造资金进行"标准化建设"，主
要是进行了外墙粉刷、绿化等"风貌改造"工作

　　校舍质量，使人想到多年来拮据不堪的农村教育经费。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
代末到2002年以前，中国一直实行以乡镇财政为主办教育的机制，"农民教育农
民办"，而乡镇财政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一直极为薄弱，基层教育投入严重
不足。

　　近年来，经费不足的局面正在改变，但观念的转变则艰难得多。并不很充裕
的新增资金，并没有都用到保证孩子安全的校舍建设上。

　　教育部于2001年启动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从一开始就明确规定，校舍维
修标准为每平方米400元；2008年起，四川省又将校舍维修改造测算单价标准提
高到每平米500元。当地建筑商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普遍认为，这一标准
足够盖出一个结实的、在地震中不至于瞬间倒塌的房子。在此次地震中屹立不倒
的北川刘汉希望小学，其工程造价亦不到每平方米400元。

　　2005年底中国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2006年6月全国人
大通过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早在这一年年初，中国西部的农村已经实行
了免费义务教育。仅此一项，中央政府就确定从2006年始，五年内和地方共安排
2652亿元资金。

　　当年10月8日和11月3日，财政部、教育部分两次下达2006年中西部地区农村
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中央专项资金预算。第一批涉及中西部19个省份，下达中央
专项资金预算25.93亿元；第二批涉及5个省份，下达中央专项资金预算3.35亿
元。其中四川省即占了近3亿元。

　　目前，还无法分析四川省所获教育资金及危房改造资金的安排。然而，发生
在聚源中学的事实引人关注。

　　聚源中学情况与富新二小略有不同。聚源中学虽然最初也没有列入"中小学
危房"改造工程之列，但在2007年获得了一笔至少20万元的改造资金。

　　然而，根据成都市对学校"标准化改造"的统一安排，这笔来之不易的20万
元改造资金，几乎全部花在校舍的"风貌改造"上，对这两栋危险教学楼的安全
结构，未做有效加固。

　　2004年6月，成都市有关部门在"全面完成"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作的基
础上，决定对全市410所农村中小学实施标准化建设工程。这项工程历时三年、
投资10亿元，平均每所学校建设投入约243万元，于2007年9月全部完成。

　　需要说明的是，标准化建设与危房改造并不是一码事。根据成都市教育局官
方介绍，所谓标准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按照"统一投资、统一标准、统一规划、
统一风格、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的原则，对全市农村中小学进行全面改造或新
建。所有新建、改扩建项目学校的建筑外墙立面必须确保灰瓦、白墙，装饰线条
和贴文化石、仿磁砖的做法，体现川西民居特色，以"确保建筑风格统一"。

　　2006年1月，成都市政府下发文件，提出要"继续实施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
设工程"，将校舍维修改造专项资金统筹用于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

　　聚源中学现任校长谷胜聪告诉《财经》记者，聚源中学也在这次成都全市标
准化建设学校之列，但主要是进行了外墙粉刷、绿化等"风貌改造"工作，对教
学楼的安全质量仅停留在电力和门窗，并未对墙体安全结构进行检查或改造。

　　其实，聚源中学需要的，并不是这样的"风貌改造"。70多岁的易安成曾在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担任聚源中学校长。他向《财经》记者回忆，1988年兴建教学
楼时，镇里财政很困难，建设资金只有1万多元钱，最后由都江堰市教育局规划
科工程师自行设计、当地一位包工头承包，勉强建成了这座三层12个教室的小楼。
至1995年，与之相邻的四层教学楼建成，时任校长的林明富向市教育局提交了危
房自查报告，希望能同时对1988年建成的老教学楼进行重修。但市教育局工作人
员来检查后，只要求在三楼顶楼加几根钢条，以加固顶梁。

　　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两栋比邻而建的教学楼，最终没能抵挡20公
里之外的震中冲击波的撼动，先后整体性垮塌。仅位于四层教学楼一侧的楼梯通
道基本完好，挤在楼梯通道里的学生幸免于难。

　　正在聚源中学现场勘察的河北省规划设计院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从尚
未倒塌的楼梯间可以看出，该校校舍的大梁构架尚可，关键是梁上的钢筋与楼板
之间的钢筋缺乏勾结，使得地震发生后梁柱整体分离，导致墙体整体坍塌。

责任链条
包工头难以单独承担"豆腐渣"工程的整体之失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江绪银的手一直在不由自主地抖。20年前，就是
他承包建设了绵竹市富新二小那栋垮塌的三层教学楼（原由五福中学使用）。
"我最错的就是做了这个工程。"20年后，江绪银说。

　　几天前，江绪银刚刚协助绵竹市纪委调查，交出了全部工程图纸原件和竣工
验收证明。富新二小教学楼整体垮塌后，建造了"豆腐渣工程"的江绪银顿成千
夫所指。

　　不过，《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建筑安装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显示，这
座工程编号为"89字005号"的教学楼，总价为15万元，由江绪银先行垫资；经
过验收小组1989年6月12日验收，"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同意交付使用"。

　　在证明书上盖章的验收单位，包括建设单位绵竹县五福乡中学、建设单位主
管部门绵竹县五福乡人民政府、施工单位绵竹县东郊联合建筑工程队、设计单位
绵竹县建筑规划设计所第三设计室。

　　在完全坍塌了的富新二小建筑废墟上，专家组成员每天都在取样分析。地方
专家组负责人、德阳市建设局副局长、总工程师邓宁告诉《财经》记者，这座建
筑楼质量问题明显，虽然用了邻近乡镇什地乡什地中学的设计图纸，但两所学校
的实际建筑完全不一样。

　　"最基本的底层墙体和三层的楼面都不一样。什地中学楼顶是瓦面，承重低；
富新二小楼顶是楼板，而且加厚过。"邓宁说。

　　根据学校要求，这座楼在建设过程中修改了设计方案，两层盖成了三层。邓
宁说，就一般楼板而言，两层改三层可能没问题，但是对于过分承重的楼板，则
比较危险。

　　邓宁证实，原什地中学教学楼是三七墙（墙体截面厚度37厘米）；五福中学
"仿建楼"主体墙则变成了二四墙（墙体截面厚度24厘米），这可能会使得墙体
承压力明显降低，房屋稳定性受到影响。

　　调查组还重点检查了施工质量，对砂浆、砖块、混凝土灰浆饱满度均进行了
取样抽查，看是否满足国家标准。"比如说，干砖上墙就是建筑质量有问题。现
场干砖显而易见。"邓宁说。

　　四川禾力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也受专家组委托，对教学楼的"砖混黏
合度"进行独立检测，结果显示不合格。禾力公司从垮塌楼房结构的各种部件，
一共选取十个点的样品。其中5月26日这天选取了六个点，每个点取三个样，六
个点的"砖混黏合度"指标全部低于80％的合格标准。

　　不过，江绪银并不认为自己对建筑质量负有全部责任。按照他的说法，教学
楼倒塌主要是结构问题。

"图纸就没有设计构造柱，也没有设计屋顶，只有圈梁和大梁。再加上是走
廊式的房子，本来稳定性就差，整个结构根本不满足任何抗震强度，更别说重大
地震了。"江绪银说。

　　据江绪银称，五福中学教学楼的设计图纸是由县教育局拿出来，他自己连原
图都没有看到，就直接拿着复印图进了工地。"设计的时候就全部都是砖砌的，
楼板越加越厚主要是后面没有管理好。"他说。

　　这座教学楼的验收日期为1989年6月，当时新修订的抗震标准"89规范"尚
未出台，乡镇小学处于乡镇自筹资金建设的窘迫时期。竣工报告证实，出于节省
经费和增加教学楼容量的考虑，教学楼开工后，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曾多次协商，
对设计施工图纸大幅修改，除加盖三层，还将矩形梁部分的设计断面从500×
240平方毫米改为500×200平方毫米、将小青瓦屋面改为空心板平顶屋面等。

　　江绪银表示，当时乡里建学校，资金各方面都困难，就在设计方面能省一点
是一点。"反正只有三层，这个基础的荷载也不高，起初大家都觉得没问题。"
江绪银说。

　　记者辗转找到了当年的五福乡党委书记兼教办主任、现绵竹市政协副主席孙
安泉。孙安泉表示，当时提出"人民教育人民办"，县政府只出了5万元，其余
资金只能靠乡政府自己筹措，再由教办负责具体设计、建设。

　　他回避了自己作为乡党委书记和乡教办主任是否有主管领导责任这个问题，
仅表示，工程验收是多个单位一起做的，负责质检监督的是质检组。而正在富新
二小坍塌现场检测的专家组负责人邓宁告诉《财经》记者，1989年教学楼建成时，
当地政府质检站还没有成立，所以也没有全面的质检报告。

　　不过，江绪银提供的竣工报告在验收规定中注明：工程交工前，施工单位应
邀请建设单位（即五福乡中学和五福乡政府）进行一次全面的预验收工作；交工
验收，由建设单位负责，有关单位参加。

　　报告附件中包括13份砂浆、混凝土试压报告单和19份分层分项质量验收表。
这份显然是由江绪银草拟的报告自称工程质量合格率达到85％，"在资金极端困
难的情况下，保证了施工质量和规范要求"，并敦请"建设单位（在工程交工后）
认真考虑付款问题"。

　　这一工程延期五个月交付，报告中称原因是"工程款拖欠延付所致"。

　　富新二小的遭遇并非孤例。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倒塌的那栋三层教学楼，亦是
属于建成即危房的问题校舍。

　　《财经》记者还辗转获得一份什邡市《关于部分垮塌房屋图纸收集的情况说
明》。说明称，此次地震中发生垮塌的红白小学教学楼、蓥华仁和小学教学楼均
为市教育局计财股自行找人设计；湔氐中学使用的是通用图，具体哪一套图纸不
详；由于上述教学楼均系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工程，教育系统为节约经费，
均未作地质勘查。

　　这一栋栋带着天然缺陷的教学楼，被教育和行政部门一一验收放行；而其结
构则因着主管部门的思路和资金所限随意改变；其责任也在这系统内的内部循环
中被一一消解。"豆腐渣"工程成为当年包工头难以承担之重。

　　而放任这些问题校舍建成、又在验收报告中签字，且不断错失危房改造良机
的校舍建设管理部门，则选择了集体失语。

公共工程安全隐患
建设系统与教育系统关于校舍倒塌问题初步调查结论的不同，凸显出中国公共建
筑长期以来由各系统自行建设的体制，所带来的标准之失、安全之患已十分突出

　　"512"汶川大地震后，建设系统和教育系统均派出专家组赴震区调查房屋
倒塌、特别是校舍大面积坍塌的原因。但是两个系统得出的初步调查结果并不相
同。

　　5月28日，四川省教育厅自行对外公布了校舍倒塌初步评估结果，称校舍大
面积倒塌的首要原因是这次地震超过了预计强度，学校校舍抗震（设防标准）难
以抵御；教室楼面负荷大，疏散时又集中在楼梯间、走廊等相对薄弱地带；此外，
校舍老化，学校建筑本身也存在着抗震设计方面的先天缺陷。

　　省建设厅调查组实地调查后发现，地震房屋损毁最严重的就是学校、医院、
政府机关等公共建筑，其中校舍大面积倒塌原因有三：一、抗震标准不达标；二、
结构设计不合理；三、施工质量不合格。

　　6月5日，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时，亦公开否定
了有关"学校的建筑比其他建筑更容易倒塌"的说法，明确表示："我是学结构
的，我不这么看这个问题。"

　　建设系统与教育系统关于校舍倒塌问题初步调查结论的不同，凸显出中国公
共建筑长期以来由各系统自行建设的体制，所带来的标准之失、安全之患已十分
突出。

　　四川省代建办在6月2日上报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文件中明确提出，公共
工程的灾后重建工程，应该纳入政府代建管理系统中。即通过招标选择委托一家
第三方的管理公司作为总承包人，来负责公共工程建设。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校舍作为教育类公共建筑，一直由教育部门自行筹资、
设计、施工招标、建设、验收等，教育部门扮演着多重角色，既是投资人，又是
建筑工程管理人，还是监理人和质检人，几乎没有任何第三方监督。

　　实际上，根据2000年国务院通过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关于验收人
员的资质有明确要求，规定"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
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这里的"建设单位"，指的是建设
工程项目的投资主体。

　　教育系统对于危房改造和管理不可谓不重视，从教育部到各级教育部门，三
令五申，颁布了大量的文件，制定了很多制度。2003年，国家教育部、发改委、
财政部联合颁发的关于《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要建
立完善中小学校舍管理数据库和校舍定期勘察、鉴定工作制度。地方各级政府每
年要组织有关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学校舍进行安全检查和危房鉴定，切实做到早发
现、早改造。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建立完善中小学校舍管理数据库，确保
信息准确。

　　2001年之后，校舍危房改造还引入了建筑行业的统一标准。但由于行业壁垒
以及这种内部循环机制的天然缺陷，到了具体执行层面，种种规定和要求形同虚
设，在中西部及农村地区表现突出。

　　绵竹市教育局官员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验收房屋的人如果专业
水平不够，就不一定有能力验收"地震设防"，"地震毕竟是多年不遇。所以地
震的设防标准虽然纸面存在，实际与'危房'对不上。多年来其实没有这个概念，
也没有真当回事。"

　　这种内部循环的模式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即使出现重大问题，问责也仅是
教育系统内部行为，责任很容易被层层剥离，难以落到实处。四川省教育厅所发
布的"校舍垮塌原因五点结论"，即是如此。

　　从《财经》记者此次在四川灾区走访的德阳、绵竹、都江堰等地来看，当地
教育部门并未建立完备的校舍管理数据库，也没有认真执行过例行检查制度，有
的地方连验收报告都找不到，更别说跟踪校舍管理，做到及早发现、及早改造了。
一旦问题发生，部门内部互相推诿，根本无法问责到人。正在富新二小现场调查
的专家邓方透露，当地政府主管部门至今仍未将倒塌教学楼的竣工报告、验收证
明交予调查组。

　　财政部财政监察专员办公室曾对甘肃省一期中小学危房改造资金检查情况做
过通报，显示出的问题在全国相当普遍。其中一项就明确指出，各县（区）出于
打造 "标准化"学校的需要，借"工程"实施之机，随意调整项目计划，有些
项目超出计划好几倍，有限的资金大部分集中在了某几所重点项目学校。

　　通报称，"部分项目没有严格按照计划执行,存在擅自调减计划的情况；主
要原因就是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集资、摊派等问题比较突出。而项目计划执行
过程中的随意性比较大，超规模、超投资问题比较突出。"

　　5月30日，教育部和发改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农村初中校
舍改造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要求汲取汶川大地震教训，对目前正在实施的
"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提出更严格要求；同时要求教育部门、发展改
革部门与建设部门紧密配合，确保工程施工质量。

　　"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是继"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之后，
又一大型农村基础教育设施改造工程。"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将累计投入
100 亿元，地方配套50亿元，重点改造7000所农村初中学校。作为牵头单位，各
级教育部门承担了改造工程的主要建设组织工作。由是观之，这一教育系统内自
我循环的校舍建设改造机制仍在持续。以汶川大地震中的数千名的生命为警示，
体制性变革必须来临了。■

　　袁伯鑫，本刊实习记者李微敖、汪苏对此文亦有贡献

论坛收获和感想

20日中午的论坛嘉宾合影

20日下午结束时的嘉宾合影

忙活了近一个月的北京摄影季高峰论坛终于结束了。19日、20日两天，密集紧凑的演讲，所谈的话题宽广，虽然个别演讲并未能如我所愿将话题精彩地完成，但却基本呈现了我处心积虑设计的话题范围。这是任何一个学术讨论会的特点，因为这个世界绝对不是“一个世界，一个梦想”。多元、多向，才是这个世界的本原。好在这个论坛大家谈得都比较务实，不像以往的此类会议几乎是完全南辕北辙、离题万里和鸡对鸭讲、猫鼠吵架。来的嘉宾显然都作了认真的准备，而且绝大部分都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这个成绩是因为前期大量的甄别工作，保证了参加者的质量。汪晖、李陀、刘禾的大力支持，让这个会议居然有了一个奇特的效果，就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高度的认可。原来我曾担心的北京晨报社长郭坦先生会官话一篇，没想到他的演讲不但具有学术水准，而且颇有新意。树勇、邹跃进和树峰的精彩发言让哈瑞·麦迪森在茶歇时连连向我称赞。马晓霖、姜纬的演讲富有锐度，曾璜、段煜婷、王悦则为与会者提供了宝贵的资讯信息。美国学者安妮·霍伊不愧是个严谨扎实、功力深厚的学者，其认真的态度更是令人景仰。麦迪森是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学者，其思想是个非常激进的左派，会议间隙他那些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言论，让中国嘉宾们目瞪口呆。阿尔卡·潘德向我介绍了印度的摄影界情况。不过她好像对中国的现实有些惊奇，但民族国家的自尊总是要在和我的谈话中时不时流露一下，提醒我印度也很成功，很好玩。我开玩笑对她说，中国印度应该联合起来，与欧美的世界中心主义作抗争，她立刻补上了一句，“还应该加上俄罗斯”。哈哈，这脱口而出的回答，其实反映了印度人民关于国际的思维状态，直接、真实，也是我们所完全不了解的。看来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几个简单的传媒消息所能描述的，交流实在是太重要了。和港千寻先生聊了一晚上，有许多收获。我问他，你们日本人难道不知道荒木经惟已经在世界人民面前把你们大和民族描绘成是一个性无能和色情狂的民族了吗？他很惊奇，说不知道。他说日本人把荒木看成是一个绝对的天才，是为他们赢得世界尊重的英雄。不过他也指出，荒木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然后再回来光宗耀祖的人物，这个回答让我极有兴趣，看来这种亚洲艺术家的成名之道是有普遍性的。这个话题其实是篇大文章。再有的收获就是，知道了荒木最色情出边儿的作品在日本并不多，那些都是欧洲美国甚至台湾出版的。荒木在日本还有许多其它类型的作品，也很严肃。看来其它国家的出版商最感兴趣的还是色情。港千寻还告诉我，日本社会对情色还是有伦理限制的，露毛的摄影堂而皇之的出现也不过只是这十来年的事。遗憾的是，两天的论坛时间过于短暂，更多交流几乎毫不可能。不过听说马晓霖和李陀关于阿拉伯问题谈了一晚上，我无法分身，只能望“谈”兴叹了。最后的下午，老栗的到会让会议有了些戏剧性的气氛，老栗是个明星似的人物，看来粉丝极多，所以可以感到许多朋友的兴奋。但老栗是个认真严肃的人，虽然只主持了一下，在听演讲时还是认真的记下了那些他要简短点评的演讲内容。这些朋友们为这个论坛的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令我心存感激。借此机会，向这些专家师长、朋友们再次表达谢意，也同时向帮助记录的一渤、薛涛、甲面致谢。更要向对这个会议付出了巨大精力的北京月讯的章文周、王琳、许婧三位领导和姜冰、月苹等小朋友深深致谢。这是一个成功的聚会和交流，离不开每位参与者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