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的博客

白地：好
原来你是做电影的。正像你所说，“制作一部记录片，它的难度系数远远超越影视制作，一个大牌导演，也不见得能够完成一部记录片的制作，没有综合能力是完成不了的，就像每个人的爱情追求，那是一个人的“工艺”故事，是创造者一个人心和血的全部凝聚，没有个体的浓缩技艺，很难做到真正形式的记录片，”纪录片远比故事剧情片好看，因为它无论呈现的客观后主观的真实，都是剧情片所无法替代的。DV的出现，让纪录片更具有了个人观看的纯粹性，也让它在拍摄时间上获得巨大的自由。这将直接导致它在时间意义上的真实，其中的各种信息会融会的更为宽广和真实。纪录片的导演也比剧情片导演的素质要求高出许多，因为他们没有专业的编剧为你来分担文学意旨，你的题材指向一直在自己的手中，成败都在自己。而且，纪录片的叙事也和剧情片完全不同，能指显得更为活跃，在这个过程中，导演的感觉必须万分丰富。
纪录片是未来影视中最重要的角色，也最具文化含量，最脱离娱乐。但社会对他的认识非常滞后，尤其是那些体制官员们，当然他们有惧怕的另外考虑。但这个趋势谁也无法阻挡，顺者昌、逆者亡。

任何历史的成因都有极其复杂的客观原因，而且也很少有单一的力量改变历史的可能。我们谈历史，不能简单地以今天的价值观和有限的文献结论历史。历史学家不厌其烦地挖掘寻找历史的细节，就是希望能够走进历史的深处，看到当时的具体语境、情境，看到一个活的、人的历史，而不是一个打着各种主义旗号的片面的理论的历史。悲哀的是，过去历史记忆的手段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借助数字和互联网保证相对的“全息性”，历史的记忆和言说有权利问题，这样就形成谁先说话，谁多说话就为历史定调的问题。更可悲的是，许多没资格说话的人，从未有进入历史的资格。也有不爱说话，等于自己放弃资格的问题。但这都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历史已经过去，许多都不可复原，因为证据材料都已湮没。能够做到的，就是历史学家们根据各种旁证，增加切入历史的角度，并适当进行逻辑推论。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但他的工作最终还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解读历史的方法，并不能就此替代真实的历史。李振盛的事件，从一个角度再现了当年的一些实际情况，但也只是一件事情的一方面结果，而且是从他个人角度的带有情感性的看法。当年出现那些问题，完全有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以问题就是结果并不是一切。那个事件对中国摄协的各级工作人员来说，完全会是不同的经验和经历。对于领导来说，就是下达搬家腾地方的命令，对于搬家的具体人员，就是怎么完成这个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事务。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没有一个如何面对尊重作者的意识。没有这个意识在当时绝不是罪过，因为是整个社会的无意识。在当时，李振盛提出这个问题，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但在今天情况好许多的时候，再按当时的那种口气提出，应该不太合适。历史和人们的觉悟都是时间性的，肯定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站在今天，即使算帐，也应算的是思想学术帐，而不是情感是非帐。因为这种帐，容易挑起仇恨。我们历史的经验就是仇恨太多，一个民族内部的仇恨如果永远不解，那这个民族很难轻装前进，面向未来的。确实，现实的中国，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还在产生仇恨，但却再不能用以牙还牙的仇恨对仇恨的方式解决，应该理性地用法律民主的方式解决。民主方式的前提，就是先承认一切事情皆有起因，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大家共同找到走向未来的解决之道。我的看法大致如此。
至于李振盛先生的得失问题，是他自己的事情。他的获利如果没有危害国家民族和他人，就纯粹是他个人的权利。如果有上述情况，也应在理性协商的角度上解决，不要对抗。这需要智慧和各自的善意。
你在许多人中已经引起注意，希望和我们联系。

堂伟，我只是偶然应邀参加，不是那个行当的人。其实两次“广州大会”之时，我都在广州，但都无缘参加。看记录片是相当耗时的，一般顶不住。王兵《铁西区》刚出来，《读书》组织在北京看。三十多人看到最后就六七个人了，九个小时把人都看傻了。那次也有吕新雨。她是专业呀，比不了。

他那部片子有特点，但也有问题。

哈哈，哪有那么容易？我哪有资格命令佳能？求助还差不多。问题是摄影家们让他们拿DV，沉不下心的。

我哦早就戒酒了，就是上次你来破例一次。你们那多少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儿一开车谁也不敢喝了。不过也好，社会随之进步，倒霉的是酒商，得找别的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