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早已远去的重要老人

鲍昆 | 2008年06月07日,00:44

一个早已远去的重要老人

--石少华印象

鲍昆

恰逢清明节，起笔写老前辈石少华先生，有些诚惶诚恐的感觉。要不是中国摄影家杂志的河心一再催约，我真是不敢冒此不昧，因为我对石老先生知之太少了。

石少华，一个和现代中国摄影历史形影不离的名字，从我没接触摄影时就已如雷贯耳。文革中，因为爱好摄影，搜集各种和摄影有关的资料，居然搜到了一本当时中国摄影学会革委会的大批判专辑《新摄影》，里面最主要的文章就是批判石少华的文章。这篇今天看起来十分奇特的文章，充满了现在看起来的语言暴力，首先标题为《评"莫斯科国际影展"与叛徒石少华》，将石少华扣上了一顶叛徒的帽子。文中称"石少华，原中国摄影学会主席，新华社副社长，接到了苏修聘他担任‘莫斯科影展'评委的请帖之后，本应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予以坚决抵制和无情揭露。相反，这个刘邓的小伙计却受宠若惊，欣喜若狂。其实这也不奇怪。石少华1956年去苏联‘学习'，就被苏修收买了。到一九六0年参加在东德举行的国际新闻影展，他早已奉行着一条联修、媚修、捧修的投降主义路线，早就堕落为修正主义的一条小走狗。石少华敏锐地感到，乘此机会代表刘少奇之流去进行一笔政治交易，可以为主子效犬马之劳，自己借此机会侧身于国际影坛，捞取更大政治资本。在刘邓安插在对外文委的一员黑干将张致祥的支持和批准下，石少华死心塌地的充当了中国赫鲁晓夫派去策应复辟，向苏联的赫鲁晓夫暗送秋波的‘特使'，充当了两个赫鲁晓夫之间拉线搭桥的走卒。真是卑鄙之极！无耻之极！"这样的文章在今天看起来匪夷所思，因为可以毫无证据地判定石少华在去苏联"学习"时被苏方收买，成为叛党叛国的"叛徒"。那时"叛徒"的帽子满天飞，几乎凡是被打倒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别称。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那时根本没有鉴别"叛徒"身份的基本常识，就是他必须曾经在特定的条件下出卖过革命战友或撰写发表过叛变革命的声明。那时"叛徒"的称谓是普适于所有被打倒的干部的，因为他们被"打倒"了，那么就不是革命者，就是叛变革命的叛徒。这篇文章以批判"莫斯科国际影展"为由，落点却是要打倒石少华，所以举了许多石少华担任这届"国际影展"评委的"陋行"，而且上纲上线，随意揣测扣帽子。而且也毫无根据地给石少华和刘少奇挂上号，宣称他是中苏两个赫鲁晓夫之间"拉线搭桥"的人物。这实在是高抬了作为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的石少华。他和刘少奇还差着好几个数量级呢，何具这种能力？也抬高放大了摄影的作用，一个革命政权的花边行业，哪有那么高的政治地位？不过，这篇现在看起来毫不着调的"檄文"，却给我了我对石少华十分负面的印象，此人坏得不得了。

等我真正见到石少华，是我参加1985年9月在辽宁大连棒棰岛举行的第三届全国摄影理论年会上。那时，他刚刚在同年5月举行的中国摄影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重新选为主席【1】。这是他在继第一、二届主席之后，隔了一届再次当选主席。记得那次他当选之前已经就在摄影圈内传闻攘攘，各种说法甚嚣尘上。中国的文人们好揣摩上级的旨意，更好在人事问题上做文章，所以反对的、拥护的声音嘈杂热闹。反对的人认为石是文革中的"三种人"，他的复出不啻等于"还乡团"复辟；拥护的则认为石本身就是最有能力担此大任的领导。在两拨人的不同议论中，石少华的复出，显得十分的诡异。我那时还是刚进圈子不久的毛头小子，对于谁做领导根本无所谓，只是关心新任领导能否带来新气象，让开始活跃的摄影界能够更加活跃。另外，年轻人天生的反权威倾向也让我希望能够换换领导。不过文革中那篇"檄文"对我的印象仍在，对于一个"坏人"重新当道也心存疑虑。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在那次会议中见到石少华。他在会议的开幕式上露面了，话不多，好像十分沉稳，甚至有些阴鸷。在文人们两面三刀的奉承声浪中，显得很有老干部的气派。终于狭路相逢，我和他在电梯中碰面了。电梯，这个现代化的物件，和所有现代化的器物和技术一样，经常荒唐地将世俗等级、尊卑高下混不吝地糅杂在一起，让平等平视成为可能。那天，我走进电梯时，石少华正和摄协的属下在一起，见我进来，那位年轻的属下，立即十分热情地向石少华介绍我，但他也只是几乎令人不能察觉地向我点了一下头，既无话，也不见任何表情变化。好大的派头。

后来的事实证明，石少华的这次复出只是暂时的辉煌，很快就被反对势力把他弄得徒有虚名了。后来我也得知，文革后的那一段时间，因为新成立的一届权力机构刚刚画好势力蓝图，当然不会愿意让其他人搅合。后来又出现一位政治背景强大的少壮派人物窥测中心权力，石少华面临反对就是势在必然了。那些本来希望在他的复出中顺势拿些利益的人，也因他的再度失落昙花一现了。

真正了解石少华是非常晚近的事。21世纪以后，我也忝进天命之年，少年的狂狷变成了中年的思考，对于中国摄影史上的林林总总忽然兴趣盎然。于是开始留意关于历史的形形色色。在关注因被处决而长期被历史掩去的沙飞时，石少华作为沙飞最亲密的战友也渐渐走到我的跟前。小沙飞六岁的石少华几乎和沙飞同时开始的革命摄影生涯，只是到达边区的时间比沙飞晚了六个月。他们都是广东人，都是在当时积极寻求光明进步的青年摄影家，只是沙飞在投身革命之前已经有些社会名气而已。石少华以十九岁的弱冠年华参加革命，其后的道路一直通畅。在延安他进入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高级军事政治研究队，毕业后1939年赴赴冀中抗日根据地，从事摄影宣传活动，被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留下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科长。1943年9月冀中军区摄影科与沙飞创办的晋察冀画报合并后，沙飞任画报社主任，石少华任副主任。在这段期间，石少华和沙飞创办冀中根据地摄影训练队，培养了九期学员，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摄影事业培养和储备了宝贵的摄影干部。这两个年轻的广东人，生活战斗在华北的崇山峻岭中，而且结下了血肉般的战友情谊。据许多他们的战友回忆说，两位广东兄弟一旦有机会就用家乡的粤语滔滔不绝地交流。遗憾的是，沙飞后来因为过于紧张的战斗生活，患上了精神疾病，在革命刚刚成功之刻，用"愤怒"的一枪，枪杀了一名自愿留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支援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日本医生。为了平复当时在革命队伍中相当多的日本专家的波动，聂荣臻不得不对在今天观念下看来完全可以免责的沙飞"挥泪斩马谡"。沙飞的死，让石少华开始全面担负中国革命摄影的领导工作，并一直到他退休。石少华从未忘记沙飞兄长，沙飞被处决后，他不但照料沙飞的后代，而且在文革之后终于有了可以重新评价历史遗留问题的机会时，积极推动对沙飞一案的平反工作。他长期坚持沙飞是无辜的说法，一直利用自己在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的权力发稿沙飞的照片，以至于他在文革初期的一项重要罪名就是包庇反"革命分子"沙飞。他将沙飞的私章和用过的相机精心保护，后来前者交给沙飞的后代，后者交给中国摄影学会保存。

石少华在革命战争期间不但积极推动革命摄影事业的建设，自己本身也拍摄了许多在今天看来极其珍贵的照片。这些照片显示了石少华具有极高的摄影天赋。他拍摄的《埋地雷》、《地道战》和《白洋淀上的雁翎队》等摄影作品，都是革命历史画廊中的摄影精品，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里的珍贵影像文献。

与革命历史一直和谐前行的石少华随着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一路走来。1949年后，他被任命为国家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的副秘书长兼摄影处处长。1953年出任新华社摄影部主任。1958年升任新华社副社长。这在所谓三八干部【2】中按现今的说法属于"进步"非常快的，虽不能说是平步青云，也可说是一帆风顺。其后的日子非常平稳，但到了文革终于出现大起大伏的波动。文革伊始，石少华首先被作为黑帮分子揪了出来，被揪斗二百余次，也遭到了粗暴的毒打。一次被北京体育学院学生关押在地下室险遭生命危险，后在周恩来直接的干涉下，才得以虎口偷生。不久，就有中央对造反派的指示，要求解放他，甚至要求给予重新安排工作。新华社的造反派开始并不买账，但文革旗手的江青则放话，如果你们不安排由就我来安排。造反派蒙了，只得放了石少华一马，但仍是拒不安排工作。最后，还是江青亲自派车接走了石少华，安排在中央电影工业小组工作。不久，来自最高统帅钦点的命令又将石少华安排到国务院文化小组秘书长的高位。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主持当时全国日常的文化工作，其位置相当于现在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工作涉及范围包括中央直属的戏剧、电影等部门的工作。在老干部一片片倒下的时候，石少华为什么不但化险为夷，而且更上一层楼呢？这不得不从他曾经当过江青的摄影老师说起。

据顾保孜【3】撰写的相关文章介绍，1962年江青开始学习摄影，并在毛泽东亲自操持下拜石少华为师。所以在文革前的四年中，石少华和江青有过一段师生关系。喜怒无常的江青在中国政坛翻云覆雨，但在对老师的态度上却显得有情有义。或许石少华沉稳内敛的性格给她留下了好印象，也或许她因为一直被排除在政坛之外而缺少现在所说的政治资源使然，在她开始罗织自己的政治势力时想到了熟悉的石少华。江青提议，毛泽东钦批国务院文化组的人选，石少华重又出头。据石少华先生的大公子石志民先生记忆，江青当时对石少华倾注了极大的期望。他说，石少华在复出后一次去天安门观礼，江青带领四人帮其他成员将石少华拥在中心合影拍照留念。石少华诚惶诚恐，但江青依然大礼相待，并口口声声"老师"。与此有相似待遇的还有吴印咸。吴印咸这位基本不过问政治的摄影老专家，也被结合进国务院文化组。1969年4月，石少华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73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继续任中央候补委员。这是中国摄影家在政治舞台上所担当的最高角色。

历史一旦掌握在少数人的权力手中，事情往往就波谲云诡。作为原本一个摄影家的石少华，在这样的风云际会中，自己的命运沉浮就几乎没有自主权了。显然他对这些大起大伏的变化毫无预感，而且今天看来也毫无应对之策。事情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国务院文化组期间，石少华很快就开始失落。起因是石少华向周恩来反映老百姓文化生活单调，是否可以解放一些政治上还可以的老电影片子活跃一下群众文化生活。在周恩来批准后，石少华向文化组成员进行了传达，并选了两部文革前的电影《渡江侦察记》和《智取华山》重新公开发行放映。此事得罪了江青。江青认为这是和样板戏《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一"记"一"山"）公开对抗。江青知道此事是周恩来批准交办的，便想借此向周发难。本来这是文化组的集体决定，只是由石少华和文化组副组长刘贤权两人具体执行，但江青蛮横地认为这是一次蓄谋的事件，并上纲上线，矛头直指周恩来。石少华因此失去江青的信任，成为怀疑的对象。石少华平时做事比较谨慎，但在这件事上他既没有把责任推给总理，也没有保持沉默，而是明确表示，这件事是他具体操办的，承揽了全部责任。因文化组的行政领导属于国务院，直接领导是周恩来，所以一直存在江青等人与周总理的博弈。石少华的表现，在江青看来完全是站在周恩来一边和自己对抗，石少华得罪江青就是必然的了。其实石少华为人谨慎小心，并无僭越之心。在吴德的口述历史《十年风雨纪事》【4】一书中还有这样一段细节：样板戏之一《红嫂》剧组来北京，石少华奉文化组组长吴德之命前去看望。寒暄中剧组客气地问此剧中央还有什么意见和需要修改的，石少华用今天看来最"合体"的话说，"需要什么修改，你们提出来，我再去请示"。就是因为这一句话，石少华彻底失去了江青对他的信任，并被扣上破坏样板戏的帽子。看到如此险恶的工作环境，1974年石志民以石少华夫人名义背着石少华写信给吴德，以石身体不佳为由提出希望解除他的文化组工作。最终在吴德巧妙的周旋下，石少华获准离开风口浪尖上的文化组，回到新华社摄影部，彻底结束了伴君如伴虎的心惊肉跳工作。

石少华文革中的奇特经历，最终导致他在文革后的被清算。新华社在文革结束后立刻让他靠边站了，他的摄影部主任工作由孙振代替。由于他长期兼任中国文联系统的中国摄影学会主席职务，于是也自然而然地挂上了另一系统的政治干系。前面所提的《新摄影》文字就是中国摄影学会在文革中对他猛烈的批判。文革后，石少华因跟江青集团的关系重又受审查，恢复工作的中国摄影学会不但另委任了新的领导人，而且向新华社提出要石少华到摄影学会来接受批判和交待问题，但被新华社当时主持工作的曾涛顶回。1979年11月，中国摄影学会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并更名为中国摄影家协会。这次会议没有让石少华参加。他的再次复出是五年以后的事情，也意味着他最后通过了对他文革表现的审查。

石少华大起大伏的命运，在上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并不意外，只是显得戏剧性更多些，而且还有一丝悲凉。这悲凉是表面热闹之后的无奈，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不过是政治权威拨弄的一个棋子而已。但他本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据石志民先生介绍，其父石少华在家庭中性格随和，话不多也不少，但嘴极严，从不说工作上的事。他朋友也不多，而且从不和大政治人物有私下来往。只有朝夕相处的几个同事反而有些朋友的色彩。像郑景康、齐观山、陈勃等。他们到他家来时，随意而且亲切，完全没有上下级那种紧张的关系感觉。石少华为人极其严格，尤其是对家里人和比较近的人，反而对不太近的人倒是很宽容和照顾。他在一些工作原则上也非常较真，不轻易让步。江青因为学习摄影，经常在新华社摄影部洗印她的照片，日积月累欠下了一笔两万多元的帐，石少华也绝不客气，指示正负责中南海拍照的杜修贤【5】寻机向她讨要。这也就是著名的江青向毛泽东要钱事件的由来。由邓力群等人编纂，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逸事》一书中对此事记录如下："在毛泽东晚年，江青曾伸手向他要过钱。毛泽东从稿费中批了3万元给她"。此事从今天的官场文化立场上看，近乎愚蠢，但却可看出石少华的一丝不苟，也可看到那时的世风和党风纯朴的一面。

石少华在许多老人的回忆中还是一个极具开拓视野的人，而且思维缜密。他对影像的文献价值认识远远超过他同时代的人。他制定的许多规矩都非常具有专业性，考虑得也很周全。其中，他制定的"密资"（秘密资料）制度，规定中央组记者所拍的照片凡是没有公开发表的，都顺势归为"密资"收藏，没有他那一级的批准，不得公开。这一规定既可能是出于对摄影部的自我保护，也是为了对历史负责，它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尚待揭开的宝贵历史遗产。这些"密资"至今还在新华社的某一角落沉睡，可惜无人搭理。石少华在任文化组秘书长期间，主管电影工作，为当时电影工业的发展工作也十分勤勉。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史中【6】，记载了许多他对当时工作的处理意见。1984年，石志民向其父石少华推荐1981年前后他参加纽约摄影学院函授学习时的教材《纽约摄影学院教材》，觉得有必要向广大中国摄影人推荐这部教材，可以满足当时的社会摄影普及的需求。当时刚任中国老年摄影学会会长的石少华立刻组织翻译，后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函授学院发行。这部教材后来成了广大中国摄影爱好者学了二十多年的教材，直到今天仍畅销不衰，只是没有人知道这是石少华的功劳。

在摄影理论素养方面，石少华虽然著述不多，但其功力却不一般。最近读《中国摄影家》（2008年第4期）杂志转载他《新闻摄影与艺术摄影的关系》【7】一文，着实令人一惊。这篇文章是他在第三届全国摄影理论年会上的讲话，也正是我在本文前面提到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会议上的讲话。可在见到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前，我对这个讲话却毫无印象。或许是当时因他是领导的缘故，我也就因天然的反感没有仔细听，或许是我那时可能根本就听不明白，总之对这篇讲话一点印象也没有。现在看来，在这篇二十多年前的讲话中，石少华对摄影的理解是相当深入和条理分明的。在这篇讲话中，石少华从美学角度阐释了摄影分类和各种类别摄影的异同关系，从基本特征出发分析了功能需求所造成的不同评价标准，而且相当准确。虽然和我们现今更愿意从摄影的功能出发谈论摄影不同，石少华从美学角度的切入实际上也是那个时代语境的合理性。摄影术在中国长期只是个艺术的概念，在艺术的名义下，摄影容易忘记自己的信息属性和纪录属性，容易让手持相机的人认为自己是艺术家而忘记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纪录责任，甚至更走火入魔地只用艺术的方式来摄影一切，结果造成把制造虚假当成正当行为。所以为了拨乱反正，今天我们更愿以摄影功能的多样性来强调摄影的纪录本质，以期对抗摄影长期忽视和歪曲生活历史真实的错误走向。而1985年的摄影理论处于正在因生活变化的发育转折中状态，其思维的定式还是以往的"艺术"摄影理念，所以石少华从摄影艺术的美学角度阐释不同类别摄影的美学特征就是必然了。当把这篇文章放回到那个时代的语境审读时，恰恰可以发现石少华对摄影认识的过人之处。他明确地指出了"‘摄影艺术'这个概念，是相对于整个文艺中的其它门类（如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电视等等）而言的"。这就明确地说明，他是从艺术美学角度来谈摄影的，而不是现在我们习惯的从社会、文化、政治、科学等诸多客观角度来谈摄影。但他在"各类摄影，只要拍得好，都可能有较高的艺术性，都能很好地发挥它们的社会功能"的前提下谈新闻摄影和艺术摄影的关系时，对新闻摄影的定义则极其准确。他说，"新闻摄影主要重于新闻价值"和"新闻摄影的宗旨。在于报道现实生活中最新发生、发现和发展变化的新闻事实。它重视真人真事以及事物发生的现场真实情景，反对弄虚作假；此外新闻摄影还要求反映情况及时、迅速、生动，文字说明简练，但应准确交待何人、何事、何地、何时、何因。"这在当时是相当难得的认识，而且指出了后来很多年后人们才认识到的新闻摄影的五个W要素。他也对当时争论得难分难解的"摆拍"、"抓拍"做出了高屋建瓴的指正。他说，"一些同志把抓拍与真实划成等号，说抓拍就是真实的。这不全对，因为真实的是必须反映事物本质的，抓拍的东西可能是真实的，但抓来的东西可能是表面的假象。抓拍能使照片更自然、生动，但不能成为照片是否真实地唯一标准"。文革后的摄影理论界，因对宣传摄影的深恶痛决，在蒋齐生先生的鼓动下，提出"抓拍"和"摆拍"的争论，这肯定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也是反制宣传摄影的一个重要策略。但在讨论中，强调"抓拍"的一方出现矫枉过正，主观地将"抓拍"和"真实"无条件的等同起来，无疑又制造了一个新的误区。石少华明确地指出"但抓来的东西可能是表面的假象"，在那个氛围中就显得非常睿智了。

如今，石少华离开我们的视野已经整整10年了。但对他的研究却几乎从未展开甚至出现过。他作为一个和中国红色摄影历史密切关联的核心人物，其经历和命运无处不和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有关。研究他，也是解开现代摄影史的一把钥匙，所以这项工作刻不容缓。在大家开始意识到整理、搜集和研究这些中国摄影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对于构架这个历史的重要性时，忽然发现要不就是这些老人早已将它们所承载的历史带走，要不就是关于他们的文献档案少之又少活无法得到。那么石少华作为一个不能回避的历史人物，同样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他的资料太少了，以至于很难再对他有更深入的研究和勾勒。这也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面临的最大压力。他这一辈的老人，目前在世的不多，也很难让他们再进行对历史的笔耕工作，但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尽快地开展相关的口述史工作，或许我们还能抢救性地对这项工作做些贡献。这是一项"火上房"的迫切工作，希望有关部门应该给予重视。借此机会强烈呼吁，虽是题外话。

谨以此文作为我对石少华先生去世10周年的纪念。

2008-4-15

注：本文发表在《中国摄影家》杂志2008年6月号上

【1】据袁毅平先生回忆，第四届中国摄影家协会换届选举，因正逢胡耀邦同志主政倡导人民团体一定要民主选举，所以是一次真正的选举。石少华的当选是因为他比另一位高票候选人多出几票。

【2】指抗日战争干部。

【3】顾保孜，1957年生，祖籍江苏。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学学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著有纪实文学专集《红墙里的瞬间》、《样板戏出台内幕》、《红镜头》等。

【4】《十年风雨纪事》，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版

【5】杜修贤，1926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1944年在延安八路军电影团开始学习摄影，此后历任八路军关中前线野战军政治部摄影员，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摄影组副组长，副队长。1954年调任新华社工作，1971年任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组组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任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新华社高级记者，1988年离休，代表作《历史性的握手》等。

【6】中国电影资料馆http://www.cfa.gov.cn/gywm/dsj.htm

【7】据袁毅平先生回忆，本文是石少华和他磋商后，由他执笔撰写的会议讲话，但观点以石少华为主。